中國農戶-功能變遷與政府介入——以龍村8戶調查為基點.pdf

1、本文以農戶為考察基點，研究的基本問題是農戶家庭功能變遷與政府介入的互動關系。作為一項相關性研究，農戶家庭與國家政權是筆者考察的中心變量，同時構成本文敘述的基本主體。通過此項研究，筆者力圖從農戶家庭功能變遷的視角揭示政府介入鄉(xiāng)村的動力機制和基本途徑，并嘗試建構不同于以往的政府與農民互動關系的理論模式。
　　農戶家庭是本文研究的中心。為此，筆者不僅選擇贛南龍村作為基本的田野調查區(qū)域，同時挑選了8戶農民作為本文研究的調查基點（參見第一章

2、）。本文所呈現(xiàn)的幾乎所有研究內容最初都源于對這些重點農戶的一系列深度訪談。在敘述邏輯上，本文以農戶功能的多重性理論為基礎，沿著“生育—生產—消費—贍養(yǎng)—教育”的研究邏輯展開。在農戶生育層面，筆者重點討論了農戶生育功能變遷中政府介入行為的兩面性:一方面，出于完成計劃生育工作的行政性指令，政府強力介入并努力控制農戶的生育沖動，促使農戶生育功能長期處于弱化狀態(tài);另一方面，面對農戶家庭提高生育質量的內在需要以及農民保障能力的不足，政府通過“接生

3、革命”、計劃免疫等途徑適時介入到農戶生育過程當中（參見第二章）。在農戶生產層面，筆者以上世紀90年代為分界點，重點討論了農戶家庭生產從土地約束型向勞力約束型的轉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土地的集中化還是生產的社會化，都反映了傳統(tǒng)家庭生產方式的式微以及農戶生產過程中一系列公共需求/社會風險的增長。面對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社會風險，作為公共權力代表的政府并沒有沉默，而是通過多種生產支持政策逐步介入其中（參見第三章）。在農戶消費層面，本文認

4、為當代中國農民正日益進入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消費社會當中，家庭消費的持續(xù)擴張產生了諸如公共性依賴、貨幣支出壓力、消費安全等公共需求/社會風險。這些公共需求/社會風險是以往農民不曾遇到或者很少遇到，但隨著農戶消費的不斷擴張卻愈益強烈，從而對政府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參見第四章）。在家庭贍養(yǎng)層面，筆者著重討論了當前農村老人生活的基本境況與現(xiàn)實壓力。無論是贍養(yǎng)的階段性、倒逼式養(yǎng)老抑或子女在贍養(yǎng)老人上的卸責態(tài)度，都反映了當下農村孝道的衰弱與家庭養(yǎng)老的

5、困境。伴隨家庭贍養(yǎng)功能的持續(xù)弱化，作為贍養(yǎng)對象的老人和公共權力代表的政府均行動起來以應對可能的贍養(yǎng)危機（參見第五章）。在家庭教育層面，由于雙系教育結構的弱化、家庭教育價值的消解、教育方式的異化以及代際隔閡的沖擊等原因，農戶家庭教育功能日趨弱化。與之相適應的是，農戶家庭中出現(xiàn)了明顯的“文化反哺”現(xiàn)象以及國民教育（學校教育）對家庭教育的更替過程（參見第六章）。
　　本文的基本結論是:傳統(tǒng)中國是一個有著濃厚家戶主義傳統(tǒng)的國家，傳統(tǒng)中國農

6、戶功能極為完備，農民絕大多數(shù)社會需求（生育、生產、消費、贍養(yǎng)、教育等）大體都可以在家庭組織中得到滿足，對外部社會的依賴很小，相應對政府介入的需求也很低;然而，伴隨新政權的建立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戶功能呈現(xiàn)出不斷弱化的總體趨勢，農民個體需求越來越難以在家庭組織中得到滿足，對外部社會的依賴相應大幅增加，并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更多的公共需求/社會風險，這些公共需求/社會風險的產生促使政府日益深入的介入到農民的日常生活當中（參見第七章）

7、。
　　以農戶功能變遷視角下政府介入行為的考察為基礎，本文進一步提出并建構了一種新的政府與農民互動關系的理論模式，即適應性政府介入模式，或者稱為政府介入的適應模式。適應性政府介入模式有三個基本構成要素:(1)遵循農民本位主義的政府介入原則，以農民需求為基本出發(fā)點;(2)政府介入過程中個體農民的自主性和自愿性;(3)政府與農民的利益相容性，農民是政府介入的受益人，并對政府報以政治認同。從理論內涵來看，適應性政府介入模式是一種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