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文明”-周作人散文“反抗性”因素研究_22198.pdf

1、本文討論抗戰(zhàn)以前周作人散文寫作中的反抗性特征。從1930年代開始，周作人就被認為是閑適派散文的代表作家。然而周氏本人對此并不認同。在周作人，文學固然是“不革命”，但同時也還是“反抗的”。離開這一“反抗”的特性而大談文學的“趣味”或“平淡”、“閑適”，勢必將其拉向文學消遣的層面。這是他所不能同意的。周作人的文學觀念以“人的文學”為核心表述，這與五四“啟蒙”視野下的文學思想構(gòu)成不同的價值指向：在五四“啟蒙”的敘事邏輯中，有關(guān)“人”的敘事被納

2、入到了國家、民族的整體價值之中；而在周作人，他對“人”的關(guān)注，則出于其對“人類正當生活”的主張，即對現(xiàn)代文明進程的總體關(guān)懷。從對“人類正當生活”的主張出發(fā)，他進而倡導一種“生活之藝術(shù)”。在這里，“藝術(shù)”并不僅僅是指文學、繪畫、音樂等諸種藝術(shù)門類、知識，而更是指一種“禮”，即社會秩序，旨在以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節(jié)制”，來“建造中國的新文明”。周作人的散文寫作，無論1920年代的美文，或者1930年代的筆記體散文，其總體上的文化傾向即在于此

3、：在追求“人類正當生活”的過程中，周既反對禁欲，從而對于社會上形形色色的道學思想展開批評。這一脈的思想表述，以早期的《思想革命》等論文，以及1930年代所著力撰寫的部分筆記體散文為核心；同時也反對縱欲，因而對于現(xiàn)代資本主義以物的發(fā)展與追逐為核心的文明形態(tài)，以及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獸性的遺留”的部分--如纏足、閹割、嗜殺等--抱有一種警惕，而這，也正是他早期美文寫作，以及后來部分筆記體寫作的文化指向之所在。而在“美文”與“筆記體散文”之間，他

4、還寫有為數(shù)不少的“時事之文”。在這些文章中，為作者所關(guān)心者，并非某一件單獨的“事”，而還透過時事，看到了“事”后之“理”，即思想問題，因而仍然與“人類正當生活”的追求，糾結(jié)在一起。由是觀之，周作人散文寫作中的“反抗”特性，具有雙重的內(nèi)涵：它既指向中國傳統(tǒng)的禮教，以及在此一禮教籠罩下的人的生活；同時也指向現(xiàn)代資本主義物的文明，以及以此為核心的別一種偏枯的生活。在這種種反抗的背后，周的目的，則是要以“新的自由與新的節(jié)制”，來“建造中國的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