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魯思·本尼迪克特

1、菊與刀菊與刀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譯者（編者）：呂萬和熊達云王智新等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URL：:www.sachina.Htmldatalongbookjyd目錄譯者序言第一章任務—研究日本第二章戰(zhàn)爭中的日本人第三章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第四章明治維新第五章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第六章報恩于萬一第七章“情義最難接受”第八章洗刷污名第九章人情的世界第十章道德的困境第十一章自我修養(yǎng)第十二章兒童學習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譯者序言譯者序言1981年夏

2、，金克木先生發(fā)表一篇文章，從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的名著《菊與刀》談到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文章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需制定戰(zhàn)后對德、日的政策。對德國，美國比較了解，政策也比較明確，即武裝占領，直接管制。對日本，美國不太了解。當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進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為了回

3、答這兩個問題，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這本書就是受美國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結果。她根據(jù)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zhàn)時在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寫成報告。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tǒng)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zhàn)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fā)展同她的

4、預料和建議一樣。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志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并出版了特集?！熬铡北臼侨毡净适壹一?，“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并未從這種含義出發(fā)，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

5、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并指出日本幼兒教養(yǎng)和成人教養(yǎng)的不連續(xù)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制力在于外部社會而不在于人的內心。對于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xiàn)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歷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歷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評價雖然不同，影響很大則是事實。

6、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xiàn)代教養(yǎng)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贊此書是現(xiàn)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jīng)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綜述戰(zhàn)后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3族性格溫順，又說他們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制；也不會既說他們忠誠、寬厚，又宣稱：“但是他們又心存叛逆，滿腹怨恨”；也不會既說他們勇敢成性，又描述

7、他們如何怯懦；也不會既說他們的行動完全出自考慮別人的評價，即自己的面子，又說他們具有真誠的善良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他不會既寫一本書講這個民族如何普遍愛美，如何對演員和藝術家給予崇高榮譽，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另外寫一本書來補充說，該民族崇尚刀劍和武土的無尚榮譽。然而，所有上述這些矛盾卻成為有關日本論著中縱橫交織的經(jīng)緯。而且，都是千真萬確。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

8、；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軍隊受到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了解日本既已成為美國的當務之急，我們就不能對這些矛盾以及其他許多同樣令人煩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嚴重的事態(tài)接二連三地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將采取什么行動？能否不進攻日本本土而獲致投降

9、？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皇宮？從日軍俘虜身上，我們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在對日本軍隊及日本本土進行宣傳時，我們將宣傳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國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種頑抗到最后一個人的意志？這些問題在日本國中也引起了相當大的對立。如果和平降臨，為了維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遠實行軍事管制嗎？我軍是否要準備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與那些瘋狂的抵抗到底的分子進行戰(zhàn)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來之前，日本會不會發(fā)生一次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誰將領導這次革命呢？或者，

10、日本民族只有滅亡？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判斷肯定是眾說紛紜的。我于1944年6月接受委托從事研究日本的工作。我受命使用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術，以求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樣的民族，那年夏初，我國對日本的大規(guī)模反攻剛剛展開。在美國，許多人認為對日戰(zhàn)爭還要持續(xù)三年，也許十年，以至更長時間。在日本，有的人則認為這次戰(zhàn)爭會成為百年戰(zhàn)爭。他們說，美軍雖然取得了局部勝利，但是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距離日本本土還有幾千英里。日本的公報根本不承認

11、日本海軍的失敗，日本國民仍然以為他們是勝利者。然而，進入六月以后，形勢開始有了變化。歐洲開辟了第二戰(zhàn)場，最高司令部兩年半以來給予歐洲戰(zhàn)場的軍事優(yōu)先權已無必要，對德戰(zhàn)爭的勝利已經(jīng)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我軍已經(jīng)在塞班島登陸。這是預告日軍終將徹底失敗的大戰(zhàn)役。在這以后，我們的土兵便日益與日軍短兵相接。而且，在新幾內亞，在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塔拉瓦（Tarawa）、比亞克（B1ak）等戰(zhàn)役中，我們已經(jīng)清楚地知道，我們所面對的是何等可怕的敵

12、人。因而，到了1944年6月，我們對有關我們的敵人——日本的許多疑問急需作出解答。這些疑問，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外交上的，也無論是出自最高決策的要求，還是為了在日軍前線散布宣傳小冊子的需要，都必須提出真知灼見。在日本發(fā)動的總體戰(zhàn)中，我們必須了解的，不僅是東京當權者們的動機和目的，不僅是日本的漫長歷史，也不僅是經(jīng)濟、軍事上的統(tǒng)計資料。我們必須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從他們的人民能夠取得哪些指望？我們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感情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

13、所形成的模式。還必須弄清這些行動、意志背后的制約力。我們必須把美國人采取行動的那些前提暫且拋在一邊，并且盡可能不輕率地做出結論，說什么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怎樣做，日本人也怎樣做。我所接受的任務是困難的。美國與日本正處在交戰(zhàn)狀態(tài)。在戰(zhàn)爭中把一切都歸咎于敵國，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敵人自己心目中對人生的看法就難得多了。而這個任務又必須完成。問題是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在他們的境遇時將如何行動。我必須努力把日本人在戰(zhàn)爭中的行為，作為了解

14、他們的“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加以利用，而不是作為“負值”即不利條件來看待。我必須觀察他們對戰(zhàn)爭本身的進行方式，并且暫且不看作軍事問題，而看作文化問題。與平時一樣，日本人在戰(zhàn)時的行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們對待戰(zhàn)爭表現(xiàn)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特征？他們的領導人激勵土氣、消除國民惶惑，以及在戰(zhàn)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他們自以為可資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須認真研究戰(zhàn)爭中的各個細節(jié)，來觀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但是，我們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