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女工的安全與健康

1、外來女工的安全與健康譚深前言：怎樣選擇了這一研究課題將外來女工的安全與健康作為一個研究課題，主要是經驗的提醒。從1993年起，筆者和合作伙伴開始了對從農村外出務工女性的研究，我們主要的關注點在于外出經歷給這個群體帶來的影響。長達10年中，我們前后做了若干項調查，①訪談了上千人。首先是無意中聽到一些案例，比如1996年夏天，筆者去廣東南?？赐晃灰郧罢{查過的打工妹文妹，聊天中她心有余悸地談到一位女老鄉(xiāng)前不久猝死，她是這樣描述的：“下班時大

2、家都急得往外走，她撞到那個（車間）門上，倒在地上，人一下子就不行了，連句話都沒有說”，我問“那個女孩過去有沒有病？”文妹說“她上班暈倒過，歇一歇就沒事了”，我又問：“車間里還有沒有其他人暈倒過？”同文妹一起來的幾個四川打工妹說“有的呀”，然后她們七嘴八舌地講述了從外廠工人、從老鄉(xiāng)處聽來的年輕的外來工猝死的事例。這件事情給筆者印象深刻，我意識到，這些被“個人化”了的外來工的健康問題，其實是與工作密切相關的，而且是與她們的流動人口身份相關的

3、；同時，一些偶然的機會，筆者進入一些與職業(yè)傷害有關的課題，比如對原深圳致麗玩具廠火災受害打工妹的追蹤調查，對正在訴訟中的工傷打工者的調查，等。我一遍又一遍聽到傷殘者和遇難者家屬的訴說，親眼目睹他（她）們的痛苦和無望，對我的震撼和沖擊難以言表。生命和身體的傷害是萬劫不復的。對于這些僅僅擁有身體――勞動力資本的打工者來說，身體的傷害帶來的后果是一連串的：首先是家庭被拖入經濟困境，隨之導致個人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下滑，并可能出現(xiàn)個人精神心理危機以

4、及家庭關系的變化。特別是女性，在現(xiàn)有的文化下，身體的受損使未婚女性在婚姻市場中貶值，對已婚女性來說，如果身體的傷殘影響到她在性別分工中責任的承擔，就很可能在家庭關系中處于不利地位。對于關注農村外出女性群體的命運的研究者來說，是不可能不關注這個問題的。以后筆者在設計和參與的各種調查中，都加入了詢問在外期間有無受到身體傷害的問題。無論是文獻資料還是調查結果都表明，農民工外出過程中發(fā)生種種事故并不是個別的、偶然的，至少比較起其他人群來說，這種

5、概率是很高的。這首先因為他們是流動人群，比較①主要有：1994年5－6月在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所作的“外來農民工調查”，該調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課題組與中山大學合作完成。見“外來農民工”課題組，1995。簡稱“1994年廣東調查”；1995年對湖南一個村級個案的調查，以及該課題的個人訪談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農村外出務工女性”課題組，2000；1994年對北京市郊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外來女工的調查，該調查為北京市婦聯(lián)課題，成果亦收

6、入前書中。簡稱“1994年北京調查”；1998年、1999年、2000年對四川、湖南和廣東部分地區(qū)所作“農村外出女性訪談”，以及在四川和廣東兩地所作的鎮(zhèn)級個案調查，調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課題組與四川省婦聯(lián)及中山大學合作完成，成果尚未發(fā)表。其中四川部分簡稱“1998年四川調查”；2000年9月對“農村有外出經歷的群體”問卷調查，該調查是全國婦聯(lián)、國家統(tǒng)計局“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的一個分課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承

7、擔。以及2001年該課題在四川和廣東的個人訪談。成果尚未發(fā)表。簡稱“2000年全國調查”；2002年12月在南方某省所作“外來工需求”調查，該調查是由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該省婦女干部學校合作完成。簡稱“2001年廣東調查”；1999年－2000年期間所作對某玩具廠火災受害打工妹的追蹤調查，成果見譚深等，2001；1999年－2001年對工傷者調查以及對一項女工的集體行動的調查，成果尚未發(fā)表；等。文中凡出現(xiàn)這些調查的數(shù)據(jù)均用簡稱。從

8、歷史上看，社會劇烈變遷中出現(xiàn)的失衡、失范是任何社會都難以避免的。亨廷頓曾說，現(xiàn)代性產生穩(wěn)定，現(xiàn)代化過程引起不穩(wěn)定。但是，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公共安全和健康問題集中于某些群體，其傷害的后果，主要由社會的某些群體承擔，就不是一般的公共安全和健康問題，而是社會公平的問題。在考察其成因和解決方式時，就不能僅僅從公安的、醫(yī)學的等技術性角度出發(fā)，而要考察問題的社會性和結構性原因，考察每一個問題與哪一項具體的制度相連，從改變具體的制度入手，逐漸改變某些

9、不合理的結構。（二）流動人群――安全和健康的弱勢群體經貿委和衛(wèi)生部在歷年公布有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同時都指出，發(fā)生傷亡事故最多的是鄉(xiāng)鎮(zhèn)、私營、“三來一補”企業(yè)和個體工商戶，約占事故總數(shù)的80％以上。農民工、外來工成為傷亡事故的主體，約占傷亡事故總數(shù)的80％以上。北京市勞動局的統(tǒng)計，１９９４年外地農民工占當年全市因工死亡總人數(shù)的54.1%，１９９５年上升到75.8%１９９６年仍然占69.8%。①另一數(shù)據(jù)顯示，83％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yè)危害

10、，其中60％的企業(yè)沒有配備任何防護設施。②零點公司調查分析認為，公眾的安全感與收入水平基本上呈正相關關系③，就是說，越低收入的群體公共安全感越差。可以說，在普遍感受到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問題的威脅同時，真正承受后果的，是那些社會的弱勢群體，一部分是城市和農村的貧困人群，另一部分就是城鄉(xiāng)間的流動人群――主要是那些農村外出務工人群。目前沒有專門針對農村外出人群安全和健康的調查，據(jù)筆者的歸納，這一人群面臨的安全和健康問題有這樣幾類：第一類：人身

11、和財產安全交通事故。特別是每年的春運高峰，火車、汽車的各種交通事故令人觸目驚心。2001年是個高潮，春運6天發(fā)生的僅特大交通事故17起，造成70人死亡、62人受傷。④以至有人發(fā)出“春運命賤”的沉痛呼聲。日常的交通事故也以外來工為主。失蹤。沒有統(tǒng)計。但是從外出者的行為方式和一些個案可以說明這是一個潛在的問題。首先外出者流動性強，比穩(wěn)定的居民更難把握他們的去向。近些年，由于通訊的發(fā)達，許多外出者與親人的聯(lián)系從信件、電報發(fā)展到電話，使得很多家

12、庭不知道自己的親人具體在什么地點。再者，由于各種原因，招工中借身份證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制作、使用假證件也是屢見不鮮的，這樣，事實上如果不是特殊需要，大量流動者的的真實身份是弄不清楚的，因此有相當數(shù)量意外死亡者的身份也就難以辨明，也有些人為躲避某些情況，有意隱瞞身份，對于其家庭來說，就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受到人身攻擊，包括被殺害和被毆打。雖然沒有統(tǒng)計，但是從見諸報端的個案可以看出，被殺害的人中流動人口占相當大比例；很多殺人案件在沒有

13、破案之前，被害人身份是不清楚的，其中流動人口的可能性要大于本地人口；此外如前所述，那些失蹤的外出者有些事實上已經被害，只是沒有被證實。而被毆打的情況可以從我們2002年廣東調查中⑤略見一斑，被調查者中有5.7％說他們在外出期間曾經被（不同的人）所毆打。被搶和被偷。在我們所有的調查中都遇到這樣的個案，其中2002年廣東調查專門詢問過這個問題，結果分別有12.1％和27.1％的人曾經遭遇搶劫和偷盜的情況。婦女被拐賣。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內

14、拐賣婦女現(xiàn)象開始引起社會的注意，政府曾在1991①王陸昕“外地農民工因工死亡憂思錄”，.cn②“保護勞動者健康權益全國人大通過職業(yè)病防治法”，《新華網》2001年11月02日。③零點公司“公共安全：不可忽視的話題”，④“春運6天發(fā)生特大事故17起共造成70人死亡”，《法制日報》2001年01月19日。⑤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調查的是在外期間所遭遇的情況，并沒有詢問這些傷害發(fā)生的地點，因此，有些情況可能不是在廣東而是被調查者在其他地方時發(fā)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