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外交道義因素的儒家倫理取向分析——從先秦儒家道義思想體系的角度解讀.pdf

1、外交是一個道德選擇困難的領域，但同時也是一個道德選擇適宜的領域。道義因素是一國外交的重要維度，而一國外交的道義因素往往同本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當代中國外交的道義因素也表現(xiàn)出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特性，這種特性在傳統(tǒng)文化中又初步具有儒家倫理表征。因此，本文以當代中國外交的道義因素為研究對象，提出一個基本的研究假設：當代中國外交的道義因素在整體上具有儒家倫理特征。為此，我們嘗試性地提出了一個綜合、多元的先秦儒家道義思想體系，以此為切入

2、點系統(tǒng)地探討當代中國外交道義因素的儒家倫理取向問題以及未來中國外交倫理的可能形態(tài)。本文之所以采用先秦儒家道義思想，主要是由于它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較好地保留了孔孟等儒家經(jīng)典作家的原意。而且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國際體系與標準的無政府狀態(tài)體系最為相似，因而也初步具有國家間道義思想的性質。因此先秦儒家道義思想體系對于研究當代中國外交道義和倫理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將通過對當代中國外交理念和外交實踐兩個層面的考察，系統(tǒng)地論述中國外交的

3、道義因素在連貫性和整體性上所呈現(xiàn)出的先秦儒家道義思想體系的特征。從先秦儒家道義思想體系的角度解讀當代中國外交的道義因素，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和理念(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相關實踐(如對外援助)中所表現(xiàn)出的差異性。本文主要對下列一些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地研究和探討：先秦儒家道義思想體系的整體邏輯；當代中國外交的道義因素的歷史回顧和整體評價；中國外交的道義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表現(xiàn)出了儒家倫理特征。
　　 關于先秦儒家道義思想

4、的整體邏輯，本文提出了一個綜合、多元的道德倫理體系。該體系包含了對道德目的與手段、實然與應然、責任與良心的一般性規(guī)定，仁愛、貴義和崇和三大道德原則的歸納以及“恕道”和“仁道”兩大倫理精神的總結。這三大道德原則之間具有一定的內在邏輯和哲學基礎，側重于道德的動機、過程和結果等不同層面，每個原則都具有豐富的道德內涵。仁愛原則表現(xiàn)為愛人思想、愛物思想和“行仁之方”的忠恕之道。貴義原則表現(xiàn)為對“人之所宜”的道德標準的遵從。義利關系及其第一性上的“

5、義以為上”和“先義后利”。義利關系及其互通性上的“義利相宜”和“以義興利”。崇和原則表現(xiàn)為“和而不同”的協(xié)調思想和和平主義的價值追求。
　　 關于中國外交道義因素的歷史回顧和整體評價，我們主要從外交理念和外交實踐兩個層面進行。通過對這兩個層面的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外交的道義因素在整體和連貫性上確實表現(xiàn)出一定的儒家倫理特征。為此，我們對在多大程度上表現(xiàn)了儒家倫理特征進行了進一步考察。相應地我們從如下兩個層面展開：第一個層面，我們選擇

6、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行深入而具體的分析。作為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奠定了中國外交理念的基礎，貫穿于當代中國外交不同的歷史發(fā)展階段。第二個層面，我們選擇了三個典型的外交案例進行分析。這三個外交案例分別對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三個層面，國家主權原則、經(jīng)濟原則和安全原則(國際秩序觀)。這三個外交案例研究分別為中緬邊界劃界問題解決中的仁愛取向、中國對外經(jīng)濟援助中的貴義取向和中國核戰(zhàn)略中的崇和取向。
　　 最后，本文得出的結論

7、是，當代中國外交的道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圍內表現(xiàn)出儒家倫理的特征，但總體而言，主要是表現(xiàn)在先秦儒家道義思想體系的“恕道”層次上。上述問題引發(fā)了我們對先秦儒家道義思想體系在未來中國外交倫理形態(tài)重塑中所扮演角色的進一步思考。從性質上看，先秦儒家倫理的道義思想是一種“強道義模式”。近年來，隨著中國經(jīng)濟實力的增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外交是否應該更加突出這種道義思想的因素，追求一種“強實力、強道義”的外交倫理形態(tài)?本文持認同和支持這一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