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命本體的形而上現(xiàn)代重構——《野草》與《燭虛》比較研究.pdf

1、中國社會歷史第二次大變動從技術體系到價值體系的總體性現(xiàn)代轉型最根柢地表現(xiàn)為民族生命本體的形而上現(xiàn)代重構。這種生命重造旨在擺脫中國社會歷史第一次大變動之后延續(xù)兩千多年的民族生存慣性，以全新的人格樣態(tài)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爭得“人”的價格。特殊的歷史、時代、文化境遇將這一生命重造的使命過多地交由文學與文學家擔承，于此魯迅與沈從文凸顯出獨特的標志性，這種標志性集中見之于《野草》與《燭虛》。本文研究宏觀思維格局的確立所依據(jù)的正是這種實際歷史情形。相應

2、地，將由中國現(xiàn)代歷史而及中國現(xiàn)代文化思想史再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最后定格于魯迅與沈從文這一由大到小的過程倒過來，本文便獲得了符合特殊歷史情勢的由小到大的具體研究步驟，即:由《野草》與《燭虛》而及魯迅與沈從文重造生命的標志性再及中國社會歷史第二次大變動民族生命本體形而上重構所達到的高度，以此探尋民族生命朝向現(xiàn)代生存的形而上終極向度。依據(jù)這種總體性歷史情勢與思維格局，本文分七個部分展開具體研究。
　　第一部分為“引論”，重在概論本文研究圍

3、繞“民族生命本體的形而上現(xiàn)代重構”這一基點與主旨的宏觀格局與具體步驟。主要回顧了晚清以來“中華民族新生”這一歷史主題與主線，以及在這一歷史邏輯延伸中我們在現(xiàn)代社會實體重構與現(xiàn)代人的本體重構上的偏失，進而揭示出人的本體重構之于社會實體重構乃至于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柢性意義。論述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對于民族生命本體重構的獨特擔當，于此魯迅與沈從文凸顯出對立而又統(tǒng)一、殊途而又同歸的標志性存在，進而確立了本文研究的核心任務，即:二人所共構的精神文化結構在

4、過去的歷史條件下是如何使民族生命本體形而上現(xiàn)代重構在一個新的起點發(fā)生、發(fā)展的，在現(xiàn)在的歷史條件下又為民族生命本體形而上現(xiàn)代重構向著未來標示出了怎樣的終極向度與高度。最后確立了以凌宇先生關于《野草》與《燭虛》的論斷為本文研究的“邏輯出發(fā)點”。
　　第二部分主要論述《野草》與《燭虛》的標志性，即二者之于魯迅、沈從文乃至民族生命本體形而上現(xiàn)代重構的獨特存在。本文認為《野草》與《燭虛》集中再現(xiàn)出二人在民族生存歷史轉折處所展開的“自救”與“

5、他救”。這種“自救”與“他救”呈示出“我”作為民族現(xiàn)代生存的踐履親證者與“人”作為民族傳統(tǒng)生存的沿襲者的最本質身份，這一方面凸顯出“我”的存在即是“人”的拯救，另一方面凸顯出“我”與“人”的尖銳化生存對立，而這種尖銳化生存對立呈示出民族現(xiàn)代生存“無”與“有”合體、“無”中生“有”的開端狀態(tài)。二人共構的偉大烏托邦正深植于“我”與“人”的尖銳化生存對立兩極而誕生。
　　第三部分主要論述《野草》與《燭虛》中的“我”，即民族現(xiàn)代生存之“有

6、”一極。魯迅與沈從文以“‘作家’的頭銜”在世生存體現(xiàn)了創(chuàng)立、傳播與踐履新的價值體系三個層面的集中統(tǒng)一。作為二人最本己出場的《野草》與《燭虛》之“我”，其在世生存便是對自己所立人格樣態(tài)的踐履親證，其實質是將自身“立之為極”以使“俾眾瞻觀”，“人亦庶乎免淪滅”?！拔逅摹闭沁@樣的兩個“我”實體化的歷史關鍵點。二人朝向現(xiàn)代生存的踐履親證即是“我”作為民族現(xiàn)代生存之“有”的存在確證，其間深蘊著“我”的精神超越與慰藉。
　　第四部分主要論述

7、《野草》與《燭虛》中的“人”，即民族現(xiàn)代生存之“無”一極。從以“我”“立之為極”的“真的人”出發(fā)，透視民族生命的非人性病灶本身就是民族生命本體現(xiàn)代重構的現(xiàn)實發(fā)生。《野草》與《燭虛》以真切的生命感展示出這種社會人與非人對立的內在景觀，具體化為“我”作為“獨異個體”之于“庸眾”（魯迅所直面的民眾）、“多數(shù)人”（沈從文所直面的“上等人”）的生存突圍?！芭拧迸c“閹寺性的人”、“看客”與“莫名其妙的人”、“聰明人”與“知識階級”凸顯出民族生命衰

8、萎的根性與民族生命本體的缺失，共構出一面更為完整的民族生命反思自我的鏡子，呈示出民族生命本體現(xiàn)代重構的鮮明針對性。
　　第五部分主要論述《野草》與《燭虛》的生命哲學，即在“我”與“人”的兩極觀照中呈示出人之為人的應對。在獨特把握社會與人這一辯證統(tǒng)一體兩面的基礎上，內應中華民族新生這一中國社會歷史第二次大變動的主題，魯迅以縱向的歷史眼光在兩千多年的民族主體生存史中看到的是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與人之存在奴隸時代循環(huán)的“十全停滯”，進而集中

9、關注專制主義與人之存在問題，沈從文以橫向的歷史眼光在“神完全解體”與“神之存在，依然如故”的生存對照中看到的是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與人之存在的二律背反，進而集中關注神之解體與人之存在問題，并依據(jù)各自獲得的特有“歷史指示”分別作出人之為人的鮮明應對:“朕歸于我”與“神在生命本體中”。《野草》實質是魯迅以最本己之“我”的出場踐履親證“朕歸于我”的生命哲學，《燭虛》實質是沈從文以最本己之“我”的出場踐履親證“神在生命本體中”的生命哲學。前者以恢復

10、個體“‘人’的價格”為基點，以人之此在對于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確證出“自性”這一人之為人的元精神、元性質（自因本性），強調“自性”與人之存在現(xiàn)實性的統(tǒng)一，由此重構尊嚴、獨立、個性、自由的民族生命本體。后者以恢復個體“對‘自然’傾心的本性”為基點，以人之此在對于生命內質的真正占有確證出“神性”這一人之為人的元精神、元性質（自因本性），強調“神性”與人之存在自然律的統(tǒng)一，由此重構至圣至美的民族生命本體。從“天人合一”到“朕歸于我”、“神在生命

11、本體中”，一方面顯示出二人對于民族文化的結構性現(xiàn)代重構，另一方面顯示出這種重構落腳于生命本體，一種對人之為人形而上本性的此在性占有與無限超越。
　　第六部分主要論述《野草》與《燭虛》的藝術形態(tài)，即二者是以怎樣獨特的藝術方式“啟人生之閟機”的。二者“活生生的實在的內容的形式”是一種生命的藝術，全在于開啟各自獨特的“人生之閟機”。地域色彩的消解顯示出二者以生成終極性“形而上質”為目的的藝術形態(tài)，而劇烈同一性、極致性生命體驗正是人類文化

12、思想史上偉大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殊途同歸的精神現(xiàn)象與生命至境。象征既是呈現(xiàn)這一藝術形態(tài)的需要，更是呈現(xiàn)這一生命之“征”的需要?！兑安荨芬浴皦灐^望—反抗—自性”這一象征結構圖式集中呈示出人何以為人的確證。《燭虛》則以“百合—美—生命—神性”這一象征結構圖式集中呈示出生命何以為生命的確證。這兩種象征結構圖式最終呈示出二者在“誰是造物主”這一人之存在確證上的殊途與同歸。因此，“獨語”的藝術形態(tài)包涵著各自獨特的現(xiàn)代性生命啟蒙意味，于此，《野

13、草》呈示出一種“大恐怖”的藝術，《燭虛》呈示出一種“至圣至美”的藝術。前者使人在靈魂的驚悚之中警悟于生命本體“自性”缺失的丑陋，后者使人在忘我的至圣至美體驗之中恢復生命“神性”的莊嚴，因此，“獨語”的過程實質是“我”最本己地出場向“人”開啟重造生命的藝術教育。
　　第七部分為“結論”，重在歸結魯迅與沈從文在民族生命本體形而上現(xiàn)代重構中的召示意義。從專制主義到民主共和，中華民族要徹底擺脫“奴隸時代的循環(huán)”，以抗拒奴性為基點，以“自性

14、”為形而上終極建構尊嚴、獨立、個性、自由的民族生命本體仍然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因為要實現(xiàn)魯迅所言的那種“人各有己”的“群之大覺”，馬克思、恩格斯所取向的那種“人人各個有己”的“聯(lián)合體”，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神之解體到科學發(fā)展，人之存在要擺脫“所得于物雖不少，所得于己實不多”的二律背反，以恢復對自然傾心的本性為基點，以“神性”為形而上終極建構至圣至美的民族生命本體同樣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因為要實現(xiàn)沈從文所希圖的人性重返自然，馬克思、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