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吏抑或治民”：反賄賂刑法路徑選擇之檢視.pdf

1、面對當前日益嚴重的賄賂腐敗問題，是治吏還是治民？在刑事法律上主要表現為如何設計賄賂犯罪的體系及其定罪與刑罰的問題之上。新近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顯示了頂層設計對賄賂犯罪的治理動向，依據該解釋及《刑法修正案（九）》對賄賂犯罪在入罪和量刑上的調整，表明當前我國已全面進入側重“治民”（行賄者）的軌道，但關于側重“治吏”（受賄者）還是轉向“治民”（行賄者）的問題依然有所爭議。
　　基于上述現象

2、和爭議，文章以“治吏抑或治民”為視角，在對“治吏”、“治民”進行理論界定和聯系黨中央提出的全面從嚴治黨政策基礎之上，考察我國反賄賂刑法立法史和司法活動過程，指出司法實踐存在已久的“重受賄、輕行賄”現象產生的原因，提出完善立法和司法在懲治賄賂犯罪方面的措施。全文共約5萬字，分為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治吏”與“治民”在政治學、刑法學中的基本界定。在政治學中，“治吏”是指國家對從事公務的人員進行管理與治理的制度構建，以實現從事公

3、務的人員不敢腐、不能腐的目標；“治民”是指國家依法對人民進行管理和治理。在刑法學中，“治吏”是指對國家工作人員以及從事公務的人員的受賄行為規(guī)定為違反刑法的犯罪行為；“治民”是指對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行為規(guī)定為違反刑法的犯罪行為。
　　第二部分：研究治吏與治民在反賄賂刑法中的理論基礎。在法理學分析上，法的本質在中國的表現意味著立法必須尊重廣大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實現法制度價值需要國家強制力的保障，但十八大以來中國官員腐敗問題依然嚴峻

4、，而民眾違抗法秩序和官員共同體對自身腐敗問題的同情心態(tài)揭示了我國在治吏玉治民方面仍需謹慎的事實。在刑法學分析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提供解決賄賂犯罪刑罰配置問題，刑法作為社會最后一道防線體現刑法謙抑的優(yōu)點，罪刑相適應原則為立法和司法理性處理賄賂犯罪起到指導作用。
　　第三部分：考察“治吏抑或治民”在反賄賂刑法的立法流變與司法變遷史。賄賂犯罪立法一方面具有“先受賄、后行賄”的立法規(guī)律，如受賄犯罪罪名增設、刑罰修改先于行賄犯罪，另一方

5、面又具有無序性的特點，如賄賂犯罪最高法定刑的反復變動，另外，立法在賄賂犯罪體系構建上具有立法妥協(xié)性和滯后性的特點，如受賄罪“為他人謀取利益”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條件的反復變動，提出了立法是造成司法“重受賄、輕行賄”的原因，也是我國賄賂犯罪治理難有收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揭示刑事司法的掙扎從未擺脫刑事立法陰影的事實，兩高出臺的解釋和負責人的論調同刑事立法的論調是極其不符的，兩高也從未發(fā)覺司法活動存在的“重受賄、輕行賄”司法習慣的根本原

6、因是立法造成的，兩高提出的“嚴懲行賄”口號不僅無法解決“重受賄、輕行賄”的司法習慣，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輕縱受賄的嫌疑。
　　第四部分：提出在“治吏抑或治民”的視角下完善我國反賄賂刑法措施。在立法上，確保“治民”與“治吏”犯罪圈的平衡，如增設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受賄罪，并確保受賄犯罪和行賄犯罪在構成要件上的協(xié)調；其次，“治民”重刑化必須同“治吏”輕緩化趨勢相協(xié)調，是遵守黨中央從嚴治黨的政策領導和刑法基本原則的指導；另外，完

7、善受賄犯罪，刪除“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擴大賄賂犯罪對象，修改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高法定刑，掃除有效治吏的障礙，最后，探索建設具有科學的立法制度，以當前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為指導思想，參考社會公眾共識，慎重借鑒域外法系賄賂犯罪體系，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賄賂刑法體系。在司法上,兩高及各級司法機關應尊重從嚴“治吏”仍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的事實，這是因為盡管十八大以來加大了對貪污腐敗官員的懲治，但仍存在坍塌式、團伙式、整體式的官員腐敗的事實考慮

8、的；其次，懲治行賄必須遵守刑法基本原則，從《解釋》頒發(fā)之后的案例發(fā)現，行賄人與受賄人的刑罰待遇出現了不公正的司法現實案例，因而必須重審司法活動遵守刑法基本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擺脫依賴行賄人解決賄賂犯罪問題的舊思想，司法活動在查處賄賂犯罪問題上，應加大辦案投入，更關注查辦過程的質量，逐步擺脫依賴行賄人的司法習慣；最后，應重視對行賄犯罪刑法裁量制度的構建，從《解釋》頒布之后的案例發(fā)現，相類似的行賄行為等，在北京與上海兩地的法院處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