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刑事訴訟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之保護——從完善冤案、錯案預防機制談起.pdf

1、刑事司法的目的，不僅是要解決社會沖突，而且還要公正地解決社會沖突。司法公正具有雙重的涵義：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兩者之間既有內在的一致性，也有相互沖突的地方，嚴格遵循程序公正的要求，可能會達不到發(fā)現(xiàn)犯罪和懲罰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只是為了發(fā)現(xiàn)犯罪和懲罰犯罪，那么國家根本就不需要建立刑事訴訟機制，而只要有警察等暴力機構的存在就足以，可見，程序法和程序主要就是用來防范和約束國家權力的。這一事實也表明了，在司法公正的兩個標準當中，程序公正具有優(yōu)

2、先于實體公正的價值屬性，在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發(fā)生沖突的時候，應當首先致力于實現(xiàn)程序公正。這樣做的理由還在于，案件事實的復雜性、可塑性以及法律適用的或然性，都決定了實體公正內涵的不確定性，而程序本身的自治性、形式性、剛性和安定性則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程序公正內涵的確定性。雖然通過公正的程序，未必就能實現(xiàn)絕對的正義(事實上也不存在絕對的正義)，但是公正的程序本身卻具有吸納社會不滿和正統(tǒng)性的再生產(chǎn)功能，從而使實體公正的不確定性因為程序公正的確定

3、性而得以縮減、吸收乃至化解，相反，不公正的程序則不僅不能產(chǎn)生實體的公正，反而可能會嚴重侵犯公民人權，導致冤假錯案發(fā)生，激化、加劇社會原有的不滿。 “余祥林殺妻”冤案的發(fā)生，即是我國刑事程序法不夠完善的典型表現(xiàn)，亦是刑事訴訟程序被嚴重違反、破壞乃至踐踏而必然結出的“孽果”。從這個案件暴露出的問題來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可資我們借鑒和反思：第一，有罪推定的思想仍然大面積地主導乃至支配著公安機關的偵查、檢察院的起訴和法院的審

4、判工作。佘祥林案在證據(jù)前后矛盾、破綻百出的情況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不是做出無罪的判決，而是發(fā)回原審法院重審以及原審法院移送基層法院審理、重審法院做出有罪判決的事實，都表明了有罪推定乃是其審判的基本精神。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即或不是唯一的但至少也是最重要的定案根據(jù)。所謂的佘祥林殺妻，只有口供能“證明”，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任何有力的證據(jù)，而且，佘祥林還有證人為其作證，但這都不足以動搖公檢法機關使用口供的決心。在口供被賦予如此的

5、重要性后，刑訊逼供等也就在所難免，所謂“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第三，刑事訴訟程序并非以審判為中心，而是以公安機關的偵查為中心，公檢法三家流水作業(yè)，一步一步為偵查的成果加貼法律標簽。這個案件當中，明明公安機關的證據(jù)不夠確實充分，何以會被檢察機關接受起訴?明明證據(jù)不足、疑團重重，又何以會被法院采信而定罪量刑，凡此都反映出我國現(xiàn)階段的司法體制，不但職能之間相互紊亂，而且在訴訟中還表現(xiàn)出高度的混同、齊一。此外，發(fā)回重審制度、法院領導管理體制等等

6、，也都是導致冤假錯案發(fā)生的重要因素。 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要防止司法異化，實現(xiàn)司法公正，就必須首先重鑄程序法和程序的尊嚴。具體說來，應當要實現(xiàn)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則和要求：一、以無罪推定的原則代替“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的規(guī)定，實行疑罪從無，維護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二、建立沉默權規(guī)則，通過賦予犯罪嫌疑人面對警察訊問保持沉默的權利，使刑事案件的偵破由依賴口供轉向依賴物證和其他證

7、據(jù)，以杜絕現(xiàn)實司法實踐當中大量存在的刑訊逼供現(xiàn)象；三、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構造，對涉及公民重大權益的偵查措施和強制措施，必須獲得法院的司法授權方能進行，對違法的偵查和強制行為，法院有權予以審查和撤銷，從而能夠對刑事追訴活動起到反向的制約作用；四、改革發(fā)回重審制度，將發(fā)回重審的范圍限定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對于證據(jù)明顯不足、存在合理懷疑的案件，上級法院應從及時終結訴訟，從維護被告人權利角度考慮，應當直接做出判決，而不得發(fā)回重審以滯延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