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 改革將成為中國經濟下一輪騰飛的翅膀

1、<p>　　“供給側”改革將成為中國經濟下一輪騰飛的翅膀</p><p><b>　　陳玉榮</b></p><p>　　最近，兩次高規(guī)格的經濟會議格外引人注意：一是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二是李克強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綜合會議以及最近跡象來看，有兩個重要信號值得關注：一是宏觀調控思路出現(xiàn)重大調整。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

2、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是財政工具的重要性將獲更多強調，貨幣政策出現(xiàn)微妙變化。李克強強調，要用好積極財政政策空間，創(chuàng)新貨幣政策工具，降低企業(yè)融資成本。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供給端制度改革才是實現(xiàn)經濟平穩(wěn)轉型的必要基礎。當前，像過剩產能、僵尸企業(yè)、融資成本高企這些難題已經造成大量社會成本，長期積累無疑將對整體經濟增長動能產生重大影響。國務院領導多次談到要加快解決融資難方面的改革，但僵尸企業(yè)截留了大量的金融資源和人

3、力資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創(chuàng)新。因此，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yè)、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很有必要。</p><p>　　一、“供給側”改革概念的提出</p><p>　　近期，“供給側”成為經濟政策表述中的高頻詞。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xù)增長動力

4、。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yè)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有“釋放新需求，創(chuàng)造新供給”的措辭。作為全新表述，“供給側”概念表明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新認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和著力點。圍繞“供給側”，提供了解讀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顧“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探索和相關先行經驗，對照中國經濟的現(xiàn)狀，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給側改革”的出發(fā)點、內在

5、邏輯和推進領域，加深這一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意義。那么，到底供給側改革指的是什么呢？相對于需求側改革的措施，供給側改革更側重于提升經濟增長效率，更側重于增強企業(yè)長期發(fā)展活力，更注重經濟長期持續(xù)平衡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笆濉睍r期，經濟發(fā)展的重點不是擴張經濟總量，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全面提升中國各方面的要素生產率。這作</p><p>　　其實，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

6、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zhàn)后期與前蘇聯(lián)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什么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于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fā)軔于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并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后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

7、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xù)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臺時面對的局面。在當時的冷戰(zhàn)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fā)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應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p><p>　　基于這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

8、學派最鮮明的口號。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yè)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guī)模減稅，減少對企業(yè)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實踐。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xù)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xiàn)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

9、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zhàn)后期與前蘇聯(lián)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lt;/p><p>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zhí)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yè)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自克林頓時期以來，出于平衡赤字的考

10、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臺。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xiàn)：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zhàn)隱患出現(xiàn)。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

11、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p><p>　　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著力點在于“改”

12、，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xù)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tǒng)，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xiàn)實情境。什么是中國的經濟現(xiàn)實情境？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xiàn)。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huán)境不穩(wěn)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絡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于沒有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

13、需，許多消費力轉為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另一方面，現(xiàn)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yè)、企業(yè)占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yè)活力，等等。這決定了，盡管在減稅、減少政府干預、防止貨幣發(fā)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

14、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xiàn)狀的改革。</p><p>　　根據最近某研究機構的一項研究顯示， 中國宏觀經濟正出現(xiàn)大量新產業(yè)、新業(yè)態(tài)和新動力,下一輪中高速增長基礎正在鑄造。經過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長源和新的動力機制,中國宏觀經濟預計將在2017年后期出現(xiàn)穩(wěn)定反彈,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穩(wěn)態(tài)增長軌道。具體表現(xiàn)在這樣三個方面：一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市場力量已形成。目前,中國經濟結構調

15、整的市場力量已經形成,經濟結構調整已進入加速期和深水區(qū)。中國供給側改革對經濟增長新動力帶來希望的同時,還要從戰(zhàn)略上清晰地認識到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8%。產業(yè)培育需要較長時間,從中長期來看,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將對拉動中國經濟發(fā)揮巨大作用?！盎ヂ?lián)網+”產業(yè)是我國經濟體系中的新興產業(yè)。中國綠色經濟博客陳玉榮博士認為，需求管理的目標是總量管控，手段是簡單地收緊或放松銀根，這適用于發(fā)達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但并不適用于現(xiàn)階段市場化并不

16、完善的中國市場。與偏重刺激消費、需求與投資的“需求管理”不同，“供給管理”要求減少干預，使經濟自身增加供給，提振經濟活力。新興產業(yè)群的出現(xiàn)預示著結構變革已經在實體經濟中部分實現(xiàn)。這種新經濟結構就是“供給側”管理的內容。供給即增加經濟</p><p>　　“供給側”改革進一步強化了淘汰過剩產能的要求,鼓勵有活力的新產業(yè)蓬勃發(fā)展。從“供給側”管理宏觀經濟,不是簡單擴大生產能力；增加投資不是供給管理學派的管理工具,而是

17、總需求管理?，F(xiàn)在強調調整供給體系適應需求,從“供給側”管理層面看,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新產業(yè)的形成和結構變遷;二是總供給的政策工具要變。這需要發(fā)展全面的城鄉(xiāng)社會保障體系,釋放農村存款儲蓄,促進消費,從而帶動生產,帶活經濟。同時,需要管理者擺脫之前總需求管理的舊思維方式和習慣,開拓總供給管理新思路。 三是中國經濟改革轉為中高速增長符合目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對于當前的經濟形勢,中國綠色經濟陳玉榮博士認為，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

18、高速增長，符合三次產業(yè)演進規(guī)律、符合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按照三次產業(yè)演進規(guī)律,我國正由工業(yè)社會進入服務業(yè)社會,服務業(yè)勞動生產率滯后必然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對于下一步的宏觀經濟發(fā)展，中國綠色經濟陳玉榮博士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如何有效處置過剩產能和債務風險、對政府財政收支預算的規(guī)范管理等,均是2016年中國宏觀經濟發(fā)展要密切關注的問題。一方面,要認識到經濟形勢的嚴峻性,另一方面,未來五年宏觀經濟政策</p><

19、p>　　二、中國“供給側”改革涉及的重點領域</p><p>　　產業(yè)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guī)模?！肮┙o側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戰(zhàn)略性部署。歷史經驗表明，劃定重點領域，進行重點突破是讓改革達到最高效率的最好辦法，越是針對性強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是什么？2015年10月8日至10日，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fā)改委副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

20、的講話，給出了部分回答。劉鶴表示，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yè)，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yè)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yè)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yè)法制，切實發(fā)揮企業(yè)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huán)境。這預示著，在產業(yè)層面，淘汰僵尸企業(yè)，化解過剩產能，激發(fā)企業(yè)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習近平總書

21、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yè)優(yōu)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yè)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p><p>　　產業(yè)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guī)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

22、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zhàn)略性部署。</p><p>　　三、中國“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決定因素</p><p>　　制度因素、組織創(chuàng)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根據經典定義和決策層對“供給側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在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無形生產要素推動的生產

23、率提高。在中國，由于普遍的技術進步還未到來，因此無形生產要素應當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組織創(chuàng)新能力。也就是說，制度因素、組織創(chuàng)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事實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進供給是現(xiàn)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比如，在人口紅利衰減的趨勢形成后，應當制訂什么樣的人口政策保證充足和更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供給？在中小企業(yè)天然缺乏高等級信用的情況下，應當制訂什么樣的金融政策讓中小企業(yè)得到資金供給

24、？在放寬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預期中，應當制訂什么樣的政策既能讓房地產行業(yè)發(fā)揮經濟引領作用，又避免形成過大價格泡沫？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調控歷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必須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維視野，從長遠利益考量，讓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p><p>　　要看到，在有形生態(tài)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只是理想狀態(tài)的表述。事實上，目前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

25、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在沖向高點后發(fā)生了逆變化，通過有形要素提高生產率的空間已變得狹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已相當迫切。細觀之下可以發(fā)現(xiàn)，“供給側改革”盡管是全新表述，但與現(xiàn)在已經部署并次第展開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從本質上看，盡管“供給側改革”意味著經濟宏調著力點可能發(fā)生變化，但不是改革總體思路的調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確的表達。這表明，一系列相關改革將獲得更具象、更明確的操作路徑，并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