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道德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問題探析

1、法律與道德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問題探析——以瀘州遺贈案引發(fā)的婚姻家庭問題為例一、在婚姻家庭關系中因道德與法律調整所引發(fā)的社會現狀（主要介紹瀘州遺贈案）本案被告60歲的蔣倫芳與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qū)某廠職工黃永斌于1963年6月經戀愛登記婚姻，婚后夫妻關系一直較好。但是妻子蔣一直沒有生育，后來只得抱養(yǎng)了一個兒子(黃勇，現年31歲，已成家另過)。這給家庭生活造成了一定影響。1990年7月，蔣倫芳因繼承父母遺產取得原瀘州市市中區(qū)順城街67號房屋所有

2、權，面積為5l平方米。1995年，因城市建設，該房被拆遷，由拆遷單位將位于瀘州市江陽區(qū)新馬路6—2—8—2號的772平方米住房一套作補償安置給了蔣倫芳，并以蔣個人名義辦理了房屋產權登記手續(xù)。1994年，黃認識了一個名叫張學英(即本案中的原告)的女子，并且在與張認識后的第二年同居。黃的妻子蔣發(fā)現此情況后，加以勸告但無效。1996年底，黃和張租房公開同居，以“夫妻”名義生活，依靠黃的工資(退休金)及獎金生活和共同經營。2000年9月，黃永斌

3、與蔣倫芳將蔣繼承所得的位于瀘州市江陽區(qū)新馬路6—2—8—2號的房產，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給陳某。雙方約定在房屋交易中產生的稅費由蔣承擔，故實際賣房得款不足8萬元。2001年春節(jié)，黃、蔣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yǎng)子黃勇另購買商品房。2001年2月，黃永斌到醫(yī)院檢查，確認自己已經是晚期肝癌。在其即將離開人世的日子里，原告張學英面對旁人的嘲諷，以“妻子”身份守候在黃的病床邊。黃在2001年4月18日立下遺囑：“我決定，將依法所得的住房補貼金

4、、公積金、撫恤金和賣瀘州市江陽區(qū)一套住房售價的一半(即4萬元)，以及手機一部遺留給我的朋友張學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其負責安葬?！?月20日該遺囑在瀘州市納溪區(qū)公證處得到公證[(2000)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2001年4月22日，黃因病去世。黃的遺體火化前，原告偕同律師上前阻攔，并公開當著原配蔣的面宣布了黃留下的遺囑。蔣和親屬們感到十分震驚，氣憤之下，雙方發(fā)生爭吵。張根據遺囑向蔣索要財產和骨灰盒，遭到蔣的嚴厲拒絕。當日下

5、午，張以蔣侵害其財產權為由，向納溪區(qū)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依據繼承法的有關規(guī)定，判令被告蔣倫芳某按遺囑履行，同時針對黃的遺產向法院申請訴前保全。“二奶”張學英訴黃妻蔣倫芳遺產糾紛案訴至法院后，社會各界對該案十分關注，對于原告是否有權享有黃永斌的財產，眾說紛紜，拭目以待人民法院對該案如何判決。10月11日納溪區(qū)人民法院公開宣判，駁回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宣判后，1500名旁聽群眾掌聲雷動。原告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駁回

6、上訴認張學英的上訴，維持原判。上述案例是2002年一個爭論較大的案例，在這個案例中，法律與道德的緊張關系得到集中的體現。除此案例外，還有許多因包二奶、婚外戀、彩禮、配偶權等現狀發(fā)生的婚姻家庭糾紛，都集中反映了婚姻家庭中法律調整與道德調整的緊張關系。對于這些案例中的爭論并無定論，每個參與者因為價值判斷的差異站立在不同的立場上。就今天看來，這些爭論仍值得細細研讀。這些折射出的是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從單純法理爭論的層面投射到審判實踐中——雖然兩者

7、的功能在一般法理知識上已經得到厘清和認同，可是他們在司法過程中的關系以及法院如何作出判斷的問題，還并不是一個過時的話題。[1]二、婚姻家庭領域法律調整與道德調整的關系1道德調整與法律調整的區(qū)別道德是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guī)范和規(guī)則，用善惡榮辱等觀念評價人們的行為，并通過社會輿論、傳統(tǒng)習俗和人的信念來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由人們自覺自愿遵守。法律則是通過立法機關制定出的權利義務規(guī)范，強制人們遵守。道德調整與法律調整的區(qū)別主要體現為兩者在調整功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