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理論及代表人物

1、西方主要翻譯理論及代表人物西方主要翻譯理論及代表人物時代代表人物主要理論西塞羅解釋員（意譯）和演說家（直譯）的翻譯：《論最優(yōu)秀的演說家》和《論善與惡之定義》(一)譯者在翻譯中應像演說家那樣，使用符合古羅馬語言習慣的語言來表達外來作品的內(nèi)容，以吸引和打動讀者、聽眾的感情。(二)直譯是缺乏技巧的表現(xiàn)。應當避免逐詞死譯翻譯應保留的是詞語最內(nèi)層的東西，即意思。譯者的責任是給讀者“稱”出原詞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詞的“數(shù)量”。(三)翻譯也是文

2、學創(chuàng)作，任何翻譯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須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四)聲音與意思自然相連，或者說詞與詞義在功能上不可分割，這是語言的普遍現(xiàn)象，而由于修辭手段以這種詞與詞義的自然聯(lián)系為基礎，因此各種語言的修辭手段彼此有相通之處。這就說明，翻譯可以做到風格對等。賀拉斯（詩人和批評家）(一)翻譯必須堅持活譯、摒棄直譯。(二)本族語可通過譯借外來詞加以豐富。昆體良（西塞羅、賀拉斯之后提倡活譯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以演說家、修辭學家著稱。）與原作競爭：翻

3、譯也是創(chuàng)作，這種創(chuàng)作必須與原作媲美，譯作應力爭超過原作。翻譯同樣是創(chuàng)作的觀點，早先已由西塞羅提出。但具體提出與原作“競爭“之說的，卻源出于昆體良的《演說術原理》。哲羅姆（早期西方基督教會四大權威神學家之一，被認為是羅馬神父中最有學問的人）文學用意譯，《圣經(jīng)》用直譯。拉丁文《圣經(jīng)》。(一)翻譯不能始終字當句對，而須采取靈活原則。他認為，各種語言在用詞風格、表達習慣、句法以及語義、內(nèi)容等都互為區(qū)別，因此不能采用逐詞譯法。在很大程度上重復了西

4、塞羅和昆體良的“翻譯是創(chuàng)作“以及譯作必須與原作“競爭“的觀點。(二)應區(qū)別對待“文學翻譯“與“宗教翻譯“。在文學翻譯中，譯者可以而且應當采用易于理解的風格傳達原作的意思。但在《圣經(jīng)》翻譯中，則不能一概采用意譯，而主要應當采用直譯。(三)正確的翻譯必須依靠正確的理解。哲羅姆這一觀點主要是針對斐洛和奧古斯丁的。他不相信在用詞造句上會有什么“上帝的感召“。古代奧古斯丁《圣經(jīng)》翻譯憑上帝的感召。并未從事過大量的翻譯工作，而只是校訂過拉丁文《圣經(jīng)

5、》的某些部分，但他對于語言問題頗有研究。差異在翻譯中是個不可逾越的障礙的觀點，實際上是譯者用來掩蓋自己能力低下而放出的煙幕。優(yōu)秀的譯者精通原語和譯語，只要正視兩種語言的差異，就不愁沒有對付的辦法。(三)譯者必須具備廣泛的知識，才能做好翻譯。此外，譯者還必須具備良好的鑒賞力，以保證他的翻譯不會破壞和喪失原作的完整和韻律。維爾（德）維爾的翻譯觀的要點如下:(一)準確翻譯拉丁語能得出最優(yōu)美的德語風格。(二)逐詞對譯能推廣拉丁語。維爾是拉丁語教

6、員，從事翻譯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教學。因此，如果逐詞對譯原文，就能使學生不僅學到使用“絢麗多彩的“德語藝術，而且還能通過對譯文和原文的比較懂得拉丁語法，起到推廣拉丁語的作用。(三)為了忠實于原文，寧愿犧牲譯文的易懂性。初期的翻譯家波伊提烏、中期的托萊多“翻譯院“和末期的民族語翻譯。小結：西方翻譯史在中世紀主要有三個特點顯著的階段。初期幾百年，占主導地位的是波伊提烏等人的拉丁語翻譯，但所譯題材不像哲羅姆時代那樣僅限于宗教文獻。繼而，在11至1

7、3世紀，東方文學及其華麗的風格通過翻譯介紹到西方，特別是在12世紀，阿拉伯學術研究的成果活躍了歐洲的學術空氣，促進了西方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從四世紀末起，《圣經(jīng)》的民族語翻譯便開始進行，到中世紀中期發(fā)展擴大，14世紀、15世紀開始形成高潮。世俗文學的民族語翻譯起步較晚，但也同樣經(jīng)歷了這么一個規(guī)模由小到大的發(fā)展過程。綜觀整個中世紀，西方翻譯理論研究仍是沒有系統(tǒng)的。特別是在波伊提烏發(fā)表了重實踐不重理論的客觀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觀點之后，翻譯理論研究

8、在較長時間里幾乎處于停頓狀態(tài)。后來，主要在英語、德語等民族語言里，翻譯的理論問題才又逐漸引起重視。翻譯家們一方面重復古代西塞羅、賀拉斯、哲羅姆的觀點，一方面又圍繞直譯與意譯的問題，就民族語言的發(fā)展方向展開了一系列的爭論，并提出了某些新的見解。這些見解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1)翻譯必須嚴格模仿(拉丁)原文的語言風格和文法。這樣做，原文語言的優(yōu)點就會全盤移入譯文語言，進而促使譯文語言(指“不發(fā)達“的民族語)像原文拉丁語一樣高雅優(yōu)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