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個體社會”的特征分析

1、<p>　　日本“個體社會”的特征分析</p><p>　　摘 要：支撐日本“集團社會”的社會基礎已經發(fā)生深刻變化，正在向著“個體社會”轉變。伴隨著社會基礎的轉變，步入“個體社會”時代的日本社會也呈現出與傳統(tǒng)社會不一樣的社會表象特征。那么，這樣的“個體社會”所顯示出的具體特征又是什么呢？擬通過對日本內閣府歷年的社會輿論調查數據和相關研究文獻的分析對日本“個體社會”的特征進行實證性分析。 </p&g

2、t;<p>　　關鍵詞：個體社會；連帶感；歸屬感；安全感；社會責任感 </p><p>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6-0069-03 </p><p>　　自魯思?本尼迪克特發(fā)表《菊與刀》以來，把日本社會作為一個具有集體主義特征的社會群體來考察成了一種固定思維。國內有關日本社會的各種研究也基本上在這種先入為主的認識上展

3、開。一直以來，強烈的連帶感與歸屬感、強烈的安全感與滿足感、較強的社會責任感成為對日本社會的公認。然而，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日本社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更是給社會的方方面面帶來巨大變革。黃亞楠在其著作中指出，2002年日本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以及國民個人號碼的編成象征著日本個體社會的開始[1]。日本已然走進了“個體社會”，但是目前有關日本個體社會的相關研究尚未全面展開，對邁進“個體社會”的日本社會缺乏全面

4、的把握，甚至這樣的社會表現出什么樣的特征都缺少相應的研究。那么，由“集團社會”成長為“個體社會”后的日本社會表現出什么樣的特征呢？ </p><p>　　本文擬從傳統(tǒng)日本社會的公認特征入手，根據內閣府大臣官方政府進行的“關于社會意識的輿論調查”的多年調查結果，對調查結果中的相關項進行分析，并結合相關先行研究文獻，對日本“個體社會”的特征進行實證性分析，以期從傳統(tǒng)社會公認特征的變化對“個體社會”下的日本社會特征進行

5、把握，為后續(xù)研究做鋪墊。 </p><p>　　一、連帶感與歸屬感 </p><p>　　日本人在自己所屬公司之外的人介紹自己時，首先需要表達的并非是“我是誰”、“處于什么樣的地位”，而是“我來自哪里”、“是哪個共同體的成員”，即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自身的歸屬場所。換言之，人們更看重對方作為社會人歸屬的場所，而不是重視對方作為自然人的資格。日本人在向別人介紹自己的社會地位時，更喜歡突出場所而不

6、是資格[2][3]。個人的資格問題則是第二位的[4]。這種潛在的意識就是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即“我是屬于這兒的，不是屬于那兒的”。 </p><p>　　這種強烈的連帶感和歸屬感被認為與其實施的以雇傭制度密切相關。因為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制度強化了企業(yè)的競爭力，員工的歸屬感和連帶感都非常強烈。企業(yè)是員工引以為傲的社會歸屬場所，企業(yè)為自己的公司職員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同時公司職員也對自己的公司顯示出強烈的連帶感和歸屬感。

7、 </p><p>　　但根據內閣總務府進行的“有關社會意識的輿論調查”的調查結果來看，這一點出現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內閣總務府統(tǒng)計局對社會印象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反面回答中認為“缺乏連帶感”的比例雖然有所反復，但上升趨勢較為明顯，由1993年的最低21.6%上升至2007年34.4%的最高值。而且從橫向比較來看，“缺乏連帶感”在所有11項負面調查項中位居第三或第四位，處于比較靠前的位置。 </p>&

8、lt;p>　　另據1983年和2009年實施的《世界青年意識調查》結果顯示，回答“一次沒換工作”的比例在1983年為70%，時至2009年，雖然與德國、美國、英國等國相比仍然最高，但該比例已經降為45%；回答“換工作4次以上”的比例在1983年僅為1%，但在2009年達到2.9%。這一調查表明日本公司員工的流動性在增大，同時也顯示出日本公司職員對公司的歸屬意識在下降，對公司的依存度正在逐漸下降，即“不再對公司百依百順，不想干了就走

9、”的傾向日益增強。 </p><p>　　這一趨勢也可以從日本總務省統(tǒng)計局的《勞動力調查》來得以印證。據該調查顯示，非正式員工在80年代為20%以下，90年代上升為20%以上，而2003年以后則一直保持在30%以上且仍呈上升趨勢，最高時達34.4%。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日本近些年的雇傭狀態(tài)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非正式員工的比例上升。“無歸屬”的臨時工已經達到1/3還多，即員工中有1/3以上的人沒有固定的所屬企業(yè)，亦即

10、在社會生活中沒有可以依靠的歸屬了。沒有了所在的“家”，“連帶感”和“歸屬感”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p><p>　　從這兩組數據中，不難得出以下結論：當下日本人認為彼此之間連帶感的缺乏趨勢上升非常明顯，而且這樣認為的比例比較高；“一次沒換工作”的比例出現大幅下降，而“換工作4次以上”的比例也有所上升，這一點也顯示出人們對公司的歸屬感即忠誠度有所下降。在過去的終身雇傭狀態(tài)下，因為所屬的公司能夠給自己提供各個方面的

11、較為完善的保障，成為個人生活的緩沖地帶；同時，作為雙贏關系的另一側，公司員工則對自己所屬的公司忠貞不貳。但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當下日本人“不再對公司百依百順，不想干了就走”的傾向日益增強?？梢哉f，進入“個體社會”后，日本社會呈現出連帶感和滿意度的下降。 </p><p>　　二、安全感與滿足感 </p><p>　　在相關調查的結果來看，另一個比例較大的調查項是有關安全感與滿意度相關的調查

12、結果。 </p><p>　　據內閣府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在對“現在的社會現狀（負面）”調查中，認為“對生活不安”的人從1993年的16.3%上升到2009年33.9%的最高值，變化非常明顯；同時，在“現在的社會現狀（正面）”調查中，認為“安定”的比例則有較為明顯的變化，從1975年的12.2%上升到1989年的38.6%，之后呈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一直保持在20%以下，最低時為2002年的11.6%。 </p

13、><p>　　另外，從“全社會滿意度”調查來看，認為“不滿意”（“不太滿意”和“不滿意”總計）的人占一半以上，最高時達59.5%，而認為“滿意”（“滿意”和“稍微滿意”總計）的比例雖有略微上升，但仍然在40%左右徘徊，其中認為“滿意”的比例僅為4%左右，認為“稍微滿意”的比例則近40%。雖然該調查僅有2009年至2012年間的統(tǒng)計數據，但一半以上的不滿意率也很能說明當下日本國民的心理感受。當下日本社會安全感的缺失從該

14、組數據中可窺得一二。日本國民的安全和幸福難以再依靠自己所在的團體，失去了緩沖地帶的日本國民必須直接面對包括生存危機在內的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風險。 　　“不安定”成為近年來日本社會的流行語，由于臨時工占日本總勞動人口的1/3，這說明日本1/3的勞動力處于“不安定”狀態(tài)中，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2008年震驚日本列島的秋葉原殺人事件，造成7人死亡，10人負傷。兇手加藤就是汽車配件廠的臨時工。他對工廠的許多做法心懷不滿，把個人怨恨發(fā)泄

15、到社會上，對社會進行最野蠻、最變態(tài)的報復[5]。 </p><p>　　從以上數據的分析可以看出，“個體社會”下的日本人對于個人生活的安全感有較為明顯的降低。在這也與近些年來眾多的日本公司放棄終身雇傭、眾多的臨時員工失去來自所屬公司的穩(wěn)定的生活保障有關。因為，在過去的終身雇傭制下，公司員工對自己所屬公司忠貞不貳，公司職員成為絕對服從經營者意志的“孩子”[6]，公司職員深深依附于自己所屬的企業(yè)；另一方面，公司員工通

16、過所屬集團內的協(xié)調，能夠享受到諸如終身雇傭制、論資排輩的薪金制、退職金、養(yǎng)老金制度以及公司內部提供的其他福利制度所帶來的細致入微的關照。尤為重要的是，這種關系給公司職員以及他們的家屬帶來了對生活的安心感――自己所屬的集團可以為自己與社會生活風險之間構筑一片較為穩(wěn)定的緩沖地帶，個人不必直接面對社會生活的各種風險。這種員工與公司的雙贏關系對于個人來說則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安全感。具有強烈歸屬感的企業(yè)員工與企業(yè)產生了一種良性互動，這也是這種“集團

17、社會”能夠長久存續(xù)的重要原因之一。 </p><p>　　但如上所述，近些年來日本的終身雇傭制度不斷解體，無固定工作場所的臨時工所占的比例在2010年已經達到34.4%。相對應地，在原有的雇傭形式基礎上形成的互利共生的關系也出現動搖。員工與公司之間的雙贏關系日漸瓦解，員工再也難以從公司獲得各方面的良好保障，這種一直以來為自身提供棲身之地、提供保護的集團、共同體已經不能再提供這樣的保護了。不管愿不愿意，為數眾多的人

18、還是無情地被“扔”向了社會，這部分人都將直接面對和承擔來自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風險，再也沒有過去那樣的安全緩沖地帶為他們提供保護。 </p><p>　　生存的經濟基礎弱化，對自己生活的不安感和對社會的不滿出現明顯上升，陷入了對自己生活的不安和對生活的不滿中，這不能不說是走進“個體社會”的日本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 </p><p><b>　　三、社會責任感 </b>&

19、lt;/p><p>　　在內閣府實施的“關于社會意識的輿論調查”中的一系列調查中，有關“社會責任感”的調查比較多，主要有“對當下社會印象”、“對社會的貢獻意識”、“選擇社會志向還是個人志向”、“選擇國民全體的利益還是個人利益”等調查。 </p><p>　　在該調查下面的“當下社會印象（正面）”調查中，認為“責任感受到重視”的比例上升到2012年11.2%，在所有9項調查中居第四位；在1991

20、年至2012年（無1999、2001、2003年數據）的“當下社會印象（負面）”的調查中，認為“社會無責任感風潮很盛”的比例則多年來沒有什么大的變化，一直維持在五成左右，在所有11項調查中位居第一或第二位；認為“自私自利”的比例由1991年的最高值59.5%下降到2012年的35%，下降趨勢較為明顯，在11項調查中從第二位降到第三位。 </p><p>　　但在1971年至2012年（無1973、1999、200

21、1、2003年數據）進行的“選擇國民全體利益還是個人利益”的調查中，認為“更應該重視國民整體利益”的比例在近些年的上升趨勢非常明顯，在2009年達到56.6%的最高值，其比例遠高于認為“更應該重視個人利益”的比例。同時，在1974年至2012年（無1994、1999、2001、2003年數據）進行的“對社會的貢獻意識”調查中，回答肯定的比例由20世紀80年代的50%左右上升到近幾年的近七成，遠高于否定回答的比例。在另外的“社會志向還是個

22、人志向”的調查中，認為“更應該關注國家和社會”的比例也由20世紀80年代的三成左右上升到近些年的五成以上。 </p><p>　　兩組數據雖然各有側重，但在反映社會責任感上較為一致。從以上數據中不難看出以下結論：與歸屬感的下降、安全感的缺失相反，雖然生活狀況、社會滿意度有所下降，但綜合有關社會責任感的各方面調查數據來看，人們社會責任感上升還是非常明顯，人們的社會責任感并沒有因為歸屬感的降低和安全感的缺失而下降，反

23、而出現較大幅度的上升趨勢。這也顯示出，雖然日本已經或正在進入“個人社會”，但有些方面也并未呈現出明顯的個體社會特征。 </p><p><b>　　四、結論 </b></p><p>　　此前的日本社會研究中，認為日本社會是具有集體主義特征的社會已經成為基本認識。但是，一定的社會現實才能產生出一定的社會意識。集團主義、歸屬感、安全感、社會責任感的強烈與否跟社會現實密切

24、相關。在經濟發(fā)達、社會穩(wěn)定的社會基礎上，這些感受和心理上的認識自然也就強烈。 </p><p>　　但“變才是永遠的不變”，尤其是在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后，日本社會同樣也會發(fā)生了劇烈且深刻的變化，正如黃亞楠在《誰能拯救日本――個體社會的啟示》中指出的“日本社會正由‘集團社會’走向‘個體社會’”。在這樣的個體社會中，由于傳統(tǒng)雇傭形態(tài)發(fā)生變化，沒有固定工作場所的非正式員工甚至占到三分之一多，沒有自己所歸屬的團體，其

25、集團意識與歸屬感自然會變弱。作為與終身雇傭進行雙贏互動的另一極，職員從自己所屬團體獲得的回報也相應地降低，生活壓力增大，面臨的社會風險明顯增大，被深深的不安全感所包圍。但同時，在社會責任感方面，并沒有呈現出想象中的下降趨勢，而是呈現出上升趨勢，并未出現明顯的個體社會特征。 </p><p>　　同時，也必須認識到本論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本論文只是對其“個體社會”的部分特征進行了分析，并不是非常全面。今后要對“

26、個體社會”的特征進行更為全面的分析，而且要對呈現出這種特征的內在原因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p><p><b>　　參考文獻： </b></p><p>　　[1]黃亞楠.誰能拯救日本――個體社會的啟示[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37. </p><p>　　[2]王碧如.日本的集團性社會文化[J].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

27、3）. </p><p>　　[3]王海濤，譚曉軍.日本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及趨勢分析[J].現代日本經濟，2008，（4）. </p><p>　　[4]王文元.櫻花與祭――日本經濟奇跡的根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132. </p><p>　　[5]李薇.日本藍皮書（2009）[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343.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