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現(xiàn)代公司的產權結構安排與國企改革目標的實現(xiàn)

1、<p>　　研究領域：中國經濟改革</p><p>　　現(xiàn)代公司的產權結構安排與國企改革目標的實現(xiàn)</p><p><b>　　李春艷 </b></p><p>　?。|北師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p><p>　　摘要：在現(xiàn)代股份公司中，產權結構是這樣安排的：所有權同控制權相分離、委托權的安排特征是剩余索

2、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相對應、代理權的安排特征是與委托者一起承擔一定的風險。而國有企業(yè)的產權特性決定了它不能滿足產權結構安排的后兩個特征，這樣，國有企業(yè)進行結構調整就成了歷史的必然。由于產權殘缺，使得這種調整又缺乏效率，現(xiàn)實的選擇是：在建立委托—代理關系時重視人力資本，為此，進行了制度設計。</p><p>　　關鍵詞：產權結構 人力資本 制度設計</p><p>　　Summary :

3、In the modern joint-stock company, the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is arranged like this: Ownership and control are separated . Trust the arrangement characteristic of right is the ask for right in surplus corresponds with

4、surplus control. Arrangem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attorneyship is to assume the certain risk with principal together. But the property right characteristic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determines that it can not satisfy th

5、e last two kinds of characteristic of property rig</p><p>　　Keyword: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Manpower capital System design</p><p>　　企業(yè)產權結構安排的特征</p><p>　　在現(xiàn)代股份公司中，由于股東是眾多的，如果每

6、個股東都參與決策，不僅會發(fā)生很高的行政成本，而且，許多人會逃避責任，不肯充分了解有待解決的問題。那么產權結構是這樣安排的： </p><p>　　1、現(xiàn)代公司的根本特征就是在產權結構上實現(xiàn)所有權同控制權的分離。市場經濟本身便是效率的提高，便是生產力的進展。為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適應市場經濟競爭效率的要求，適應生產社會化進程的規(guī)定，客觀上要求對權利，尤其是對資產權利本身進行社會分工，以滿足社會經濟發(fā)展對運用資產權

7、利效率提高的要求。因此，根據(jù)產權不同方面的權能，使產權各方面權能發(fā)生社會分解，在一定制度規(guī)定下對產權諸種權能進行社會分工，成為當代市場經濟運行對產權制度要求的顯著特征,典型形式便是委托——代理制。產權權能被制度性地分解為三方面權利，一是所有權，二是支配權，三是管理權。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權轉化為股權，由出資者掌握；支配權則表現(xiàn)為公司董事會作為公司法人對公司法人產權的控制，公司法人產權本質上并非所有權，而是對他人資產的支配權；管理權則是經理

8、等企業(yè)家的專門職能。</p><p>　　但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指出的那樣，受雇管理企業(yè)的經理在工作時一般不會像業(yè)主那樣盡心盡力。1932年，愛德弗.伯利（Adolph Berle）和加得納.米恩斯（Gardiner Means）對企業(yè)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后產生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利益背離也作了經濟學的分析。由于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利益背離和信息成本過高而導致的監(jiān)控不完全，企業(yè)的職業(yè)經

9、理所做的管理決策就可能偏離投資者的利益。例如投資者的目的是投資利潤最大化，而職業(yè)經理往往追求企業(yè)規(guī)模的最大化，這不但是因為經理人員的報酬在實踐上與企業(yè)規(guī)模呈正相關關系，而且是因為規(guī)模和成長本身所帶來的權利和地位。與此相比更為有害的是代理人的監(jiān)守自盜現(xiàn)象，在企業(yè)管理上表現(xiàn)為各種侵蝕委托人利益的“代理人行為”。例如，經理人員用“轉移價格”的方法，以低價將企業(yè)資產出售給自己所持有、控制的其他公司（或以高價收購），給自己支付過高的薪金和反兼并“

10、金降落傘”，擴張各種不正當?shù)脑诼毾M，等等。這種關系的實質是委托人不得不對代理人的行為后果承擔風險，而這又來自信息的不對稱和契約的不完備，為避免產生這樣的問題，就需要對所有權進行合理的安排。因此，</p><p>　　2、委托權的安排特征是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相對應。關于這個問題，首先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是這樣分析的：“在團隊生產中，僅靠觀察總產出，很難確定各人對合作投入品的產出貢獻。即團隊產出Z至少包含兩種投入品

11、，和，且≠0,生產函數(shù)無法分離為兩個只包含投入品或只包含投入品的函數(shù)?！边@樣就產生了測度問題。通過競爭市場上的產品交換，測度問題有時能被很好地解決，因為，在許多情況中，市場使報酬與勞動生產率高度相關。而在團隊生產中，要弄清每一個成員對企業(yè)產出的貢獻，在信息費用方面存在障礙，逃避責任問題便由此產生了。古典分析傾向于假定充分經濟的——或零成本的——測度方式，就好像勞動生產率自動創(chuàng)造其報酬一樣。實際的因果關系正好相反——所采用的報酬體系會有某

12、種勞動生產率反應，只有根據(jù)勞動生產率支付合理的報酬，才能更好地利用其比較優(yōu)勢。</p><p>　　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解釋了產生搭便車的原因：假定在確定情況下，有一個由n個代理人組成的團隊，i = 1,2,…,n;代理人i選擇不可觀測的行動，的個人成本為是嚴格遞增的可微凸函數(shù)，滿足。n個代理人的行動決定一個共同的產出,假定是嚴格遞增的可微凹函數(shù)，滿足?？偖a出x在n個代理人之間分配。令代表代理人的份額。假定代理人是風

13、險中性的，因此效用函數(shù)為（假定代理人的初始財富為零）。</p><p>　　假定預算平衡是滿足的，即所有代理人的所得之和等于總產出：</p><p><b>　?。?.1）</b></p><p><b>　　將上式對微分，得：</b></p><p><b>　?。?.2）</b&

14、gt;</p><p>　　此時，每個代理人獨立地選擇最大化效用函數(shù)，一階條件為：</p><p><b>　?。?.3）</b></p><p><b>　　這里。</b></p><p><b>　　帕累托最優(yōu)滿足：</b></p><p><

15、b>　　一階條件為：</b></p><p><b>　?。?.4）</b></p><p>　　比較（1.3）和（1.4）可以看出，納什均衡是帕累托最優(yōu)要求對于所有的；但這個要求與預算平衡約束（1.2）相矛盾。如果所有代理人是相同的，。因此，我們得到如下結論：滿足預算平衡約束（1.2）的納什均衡努力水平嚴格小于帕累托最優(yōu)努力水平。也就是說，因為每個

16、代理人只能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出的份，所以沒有任何代理人有積極性選擇最優(yōu)的努力水平使得邊際產出等于邊際成本。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搭便車問題。那么，如何解決搭便車問題呢？</p><p>　　眾所周知，閑暇和更高收入都是個人效用函數(shù)中的變量。因此每個人都會調整他的工作和所實現(xiàn)的收入以使閑暇和實際產出的生產之間的邊際替代率等于他在消費上邊際替代率。也就是說，他會調整他的工作速度以使他對閑暇和產出的需求價格等于其實際成本。當

17、存在監(jiān)督成本時，每個人都會享受更多的閑暇，為了減少這種規(guī)避行為，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一種辦法是由某個人專門作為監(jiān)督人檢查團隊成員投入績效，而且，讓監(jiān)督人獲得規(guī)定數(shù)量（其他投入品的邊際價值產品）以上的任何剩余產品，那么，監(jiān)督人不在監(jiān)督活動中偷懶的激勵會加強?！迸c此同時，剩余索取者——監(jiān)督者還必須具備如下權利：①觀察投入品行為；②作為中心方與所有投入品訂立合同；③改變團隊中的成員資格；④出售這些權利。這些權利就是企業(yè)的所有權，只有這些權

18、利組合，才能更好地解決團隊生產中的偷懶——信息問題。</p><p>　　然后，霍姆斯特姆（1982）進一步證明，搭便車問題不僅是代理人的貢獻難以觀測的結果，而且同樣是預算平衡約束（1.1）的結果。如果我們放棄預算平衡約束，帕累托最優(yōu)可以通過納什均衡達到。</p><p><b>　　假定預算約束改為：</b></p><p><b>

19、;　?。?.5）</b></p><p>　　考慮如下可行的分配方案：</p><p>　　if </p><p><b>　　（1.6）</b></p><p>　　0 if x<</p><p>　　這里是由條件（1.4）決定

20、的帕累托最優(yōu)努力水平向量。根據(jù)上述分配方案，如果總產出大于或等于帕累托最優(yōu)產出，代理人得到；如果總產出小于帕累托最優(yōu)產出，代理人什么也得不到。</p><p>　　選擇使得和。因為根據(jù)帕累托最優(yōu)，，這個條件是可以滿足的。給定其他代理人選擇，如果代理人選擇，那么</p><p><b>　　;</b></p><p>　　相反，如果代理人選擇，那

21、么</p><p>　　。顯然，是一個納什均衡，而且可以實現(xiàn)帕累托最優(yōu)。</p><p>　　但在確定條件下，均衡結果并沒有任何剩余留給委托人，很顯然，。而在不確定情況下，霍姆斯特姆證明上述結論依然成立。</p><p>　　在不確定情況下，假定產出不僅取決于團隊成員的努力，而且取決于外生因素的影響，因此。使用分布函數(shù)的參數(shù)化模型方法，把當作隨機變量。令和分別為的分

22、布函數(shù)和分布密度，假定滿足一階隨機占優(yōu)條件和凸性條件?？紤]如下分配方案：</p><p><b>　　if </b></p><p><b>　　(1.7)</b></p><p>　　— if </p><p>　　這里。顯然（1.7）滿足（1.5）。根據(jù)上述方案，如果產出達不到目

23、標，每個代理人受到的處罰，否則，總產出全部分配。假定代理人是風險中性的，那么，代理人的期望效用函數(shù)為：</p><p>　　這里，是代理人的初始財富，是期望算子，為給定情況下（因而代理人受到懲罰）的概率。令為帕累托最優(yōu)，即：</p><p><b>　?。?.8）</b></p><p>　　這里。納什均衡的充要條件是：</p>

24、<p><b>　?。?.9）</b></p><p>　　這里，。假定分布函數(shù)是有界的，代理人的初始財富足夠大，那么，通過調整和可以保證納什均衡（1.9）的解是帕累托最優(yōu)的。如果代理人的初始財富非常有限，帕累托最優(yōu)可能是達不到的?；谏鲜鲇^點，霍姆斯特姆認為，委托人的監(jiān)督只有在團隊規(guī)模很大、代理人和委托人都面臨初始財富約束和代理人是風險規(guī)避時才是重要的。</p>&

25、lt;p>　　由此可見，因為進入企業(yè)的契約是不完備的，未來世界是不確定的，要使所有企業(yè)成員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n個常數(shù)之和不可能等于一個變數(shù)）。這就是剩余索取權（residual claim）的由來。契約可以規(guī)定所有企業(yè)成員都是剩余索取者（即剩余分享者），但不可能規(guī)定所有企業(yè)成員都是固定收入索取者。當實際狀態(tài)出現(xiàn)時，必須有人決定如何填補契約中存在的“漏洞”（包括解除對某些參與人的合同）。這就是剩余控制權的由來。如果擁有

26、控制權的人沒有剩余索取權，或無法真正承擔風險，他就不可能有積極性做出好的決策。格羅斯曼和哈特進一步把企業(yè)契約性治理結構的核心界定為企業(yè)的最優(yōu)所有權安排——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對應分布。他們指出，相對于市場交易，企業(yè)治理是一種不完全契約。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由于資產專用性和機會主義的存在，企業(yè)不完全契約的剩余權利安排——企業(yè)所有權的安排決定了企業(yè)的效率水平。其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或風險制造者和風險承擔者的對應分布是最優(yōu)所有權安排。

27、當然并沒有完全的對應。另外，監(jiān)督者還必須是團隊固定投入的所有者，因為由非所有者的監(jiān)督者監(jiān)督投入品的使用成本過高?；裟匪固啬泛吞┤衾眨?989</p><p>　　3、代理權的安排特征是與委托者一起承擔一定的風險。在委托——代理關系中，由于信息不對稱，不可避免地存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這樣委托人的問題就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以誘使代理人從自身利益出發(fā)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那么如何設計激勵合同呢？</p&g

28、t;<p>　　用表示代理人所有可選擇的行動的組合，表示代理人的一個特定行動。令是不受代理人（和委托人）控制的外生隨機變量（稱為“自然狀態(tài)”），是的取值范圍，在上的分布函數(shù)密度函數(shù)分別為和（一般地假設是連續(xù)變量；如果只有有限個可能值，為概率分布）。和共同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和一個貨幣收入（“產出”），其中的直接所有權屬于委托人。假定是的嚴格遞減的凹函數(shù)（即給定，代理人工作越努力，產出越高，但努力的邊際產出率遞減），是的嚴格

29、增函數(shù)（即較高的代表較有利的自然狀態(tài)）。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根據(jù)觀測到的對代理人進行獎懲，那么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呢？</p><p>　　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函數(shù)分別為和，其中，。即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風險規(guī)避者或者風險中性者，努力的邊際負效用是遞增的。</p><p>　　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shù)可以表示如下：</p><p>　　委托人的問題是選擇和

30、最大化上述期望效用函數(shù)，與此同時，委托人面臨著來自代理人的兩個約束，即參與約束（）和激相容約束（）。參與約束是指代理人從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時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代理人“不接受合同時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由他面臨的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稱為保留效用，用代表。激勵相容約束是給定委托人不能觀測到代理人的行動和自然狀態(tài)θ，在任何的激勵合同下，代理人總是選擇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動，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的都只能通過代

31、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xiàn)。換言之，如果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是代理人可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代理人從選擇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中得到的期望效用時，代理人才會選擇。表示如下：</p><p>　　此方法技術關系直觀，但很難得到信息量的解。另一種模型化方法是由莫里斯(Mirrlees,1974,1976) 和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開始使用的“分布函數(shù)的參數(shù)化方法”（parameterize

32、d distribution formulation ）。這種方法是將上述自然狀態(tài)的分布函數(shù)轉換為結果和的分布函數(shù)。給定的分布函數(shù)，對應每一個，存在一個和的分布函數(shù)。假定產出是可觀測變量，并且只有是可觀測的，因此。委托人的問題變成：</p><p>　　令和分別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的拉格朗日乘數(shù)，上述最優(yōu)化問題的一階條件是：</p><p><b>　?。?.10

33、）</b></p><p>　　因為>0，為了使代理人有積極性努力工作，代理人必須承擔更大的風險。比如：</p><p>　　這里表示在信息對稱情況下的最優(yōu)風險分擔合同，由此式求得；是滿足（1.10）式的激勵合同。也就是說，委托人可以設計一個用來激發(fā)他的代理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而行為的報酬體系（Stiglits,1978）。</p><p>　　綜上所

34、述的產權結構安排不是孤立存在的，實際上是緊密相聯(lián)的，即強調激勵主導機制，又不能排除監(jiān)控機制，這才能增強對現(xiàn)實的解釋力度和指導意義。</p><p>　　二、國企改革的發(fā)展趨勢與效率分析</p><p>　　1、國有企業(yè)的產權特性和發(fā)展趨勢</p><p>　　可以說，國有企業(yè)改革所遇到的一切深層體制性難題，均與國有企業(yè)的性質，特別是國有企業(yè)的產權制度特性與社會主義市

35、場經濟目標之間的沖突相關聯(lián)。國有企業(yè)的產權具有如下特性：首先，公有產權制度是將物質資本和財務資本都收歸“公有”，公有制的法權體系規(guī)定生產資料歸國家和集體所有，而宣布個人不得擁有這些生產資料的合法權利。同時公有主體只能作為不可分割的產權所有者整體地存在，而不容許把公有產權以任何形式分解為個人的產權，于是對于任何私人，使用公共財產的權利是沒有明確的界限的。任何人都無法排斥其他人使用它，大家都可以使用這一財產而自由地競爭。所以公有產權制度體現(xiàn)

36、著國家行政權利集中經濟資源、集中經濟決策的事實，缺乏由私有產權制度具有市場合約產生的“組織盈利”的性質。其次，公有產權制度在激勵問題上也有特性。第一，在公有產權制度下，個人可以分享的公共領域資源有限。第二，公有制下的利益索取權很少，但利益控制權卻很大。這里的“控制權”是指由公共財產代理人控制的對生產和分配的公共利益的決策和指揮權利。利益索取權與控制權極不對稱的組合，雖然可以彌補利益索取權的激勵不足，但是這樣的制度安排無疑會給國有企業(yè)體制

37、帶來濫用職權</p><p>　　那么，基于我國現(xiàn)階段經濟發(fā)展的性質、特點及國有制企業(yè)的現(xiàn)狀，推進國有制企業(yè)改革，就全國總體（并不是說某一地區(qū)）而言，必須堅定不移、積極科學地貫徹“抓大放小”的戰(zhàn)略舉措。十五大對于國有制經濟所占比重的認識有了重要突破。十五大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出發(fā)，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要求出發(fā)，從切實發(fā)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出發(fā)，明確指出：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

38、，國有制經濟的比重可以低一些。也就是說，國有經濟發(fā)展重在質量和能否切實起到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不在于追求其規(guī)模、數(shù)量的擴張。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有效率的兼并，企業(yè)的結構調整成為歷史的必然。</p><p>　　2、我國企業(yè)結構調整的產權殘缺障礙及效率分析</p><p>　　企業(yè)結構調整是產權優(yōu)化配置的過程，明晰的企業(yè)產權是企業(yè)結構調整的基礎和動力。在我國的體制改革過程中，由于存在

39、產權殘缺障礙，使得企業(yè)結構調整的速度比較緩慢。1992年以來，大企業(yè)在工業(yè)產出結構中的比重升幅慢于小企業(yè)的態(tài)勢，就表明了這一點。</p><p>　　所謂產權殘缺是指一種資源的剩余控制權和資源的剩余收益權相分離，或者剩余控制權和剩余收益權本身殘缺不全的狀態(tài)，如果對收入和控制的剩余索取權不清晰被界定，那么，它會影響并購行為的發(fā)生和并購發(fā)生以后的管理整合。在產權殘缺的條件下，由于并購雙方失去了理性預期的基礎，并購雙方

40、即使存在組織能力的差異，存量資源也不會遵循相對優(yōu)勢規(guī)律在企業(yè)之間流動，并購交易要么艱難發(fā)生，要么并購行為發(fā)生扭曲。產權殘缺對并購行為的影響可以通過以下的分析得到驗證。</p><p>　　通常情況下，企業(yè)的收益可以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難以度量的非貨幣形態(tài)的收益，假設用表示，，另一部分是容易度量的貨幣形態(tài)的收益，假設用表示，如果企業(yè)兼并企業(yè)，兼并后形成新的企業(yè)的控制權收益為，貨幣收益為，假設表示企業(yè)被兼并后股東對

41、經理失去控制權收益的補償金額，為經理持有的股份比例。當時，如果產權是清晰的，即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是對稱的，那么企業(yè)在結構調整中將進行博弈，在這個過程中經理的收益矩陣如下 ：</p><p><b>　　經理的收益矩陣</b></p><p>　　這里，第一個括號是控制權收益，第二個括號是貨幣收益。從這個博弈矩陣中，我們可以看到，如果經理同意被兼并，雖然失去了控制權

42、收益，但他還可以獲得一部分貨幣收益，另外股東可以通過以“贖買”（金降落傘golden parachute）的方式對經理的控制權收益損失進行補償，讓；而如果經理不同意被兼并，他得到的控制權收益不足以彌補貨幣損失。所以這時的納什均衡是（同意兼并，同意被兼并），從而誘使經理選擇對股東最好的決策，有效率的兼并還是能夠實現(xiàn)的。</p><p>　　如果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是不對稱的，比如在公有制情況下，至少在法律意義上

43、講，股東是“全體人民”，由于“搭便車”的行為，使得股東沒有積極性用“贖買”的方式賄賂經理和官員，也沒有可能通過“用手投票”的辦法決定兼并，并且當企業(yè)虧損時，經理不承擔責任。</p><p><b>　　經理的收益矩陣</b></p><p>　　如果經理同意被兼并，那他的收益是0，否則是,所以只要獨立存在下的控制權收益, 經理就會抗拒被兼并，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經理得到

44、的期望效用小于他在不接受這個機制時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納什均衡是（同意兼并，不同意被兼并），由此可見，有效率的兼并不容易發(fā)生。</p><p>　　而我國的國有企業(yè)在股份制改造中，國有股不僅一股獨大，而且具有超經濟性質，這樣就為地方政府對國有資產進行有償或無償、高價或低價的處置提供了體制條件，在并購中政府“越俎代皰”成為事實上的并購主體，表現(xiàn)如下：一方面，政府為實現(xiàn)其所管轄區(qū)域的穩(wěn)定和減少失業(yè)等政績目標，利用行政

45、手段強制性地把瀕臨倒閉的劣勢企業(yè)并入優(yōu)勢企業(yè)；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在“強強聯(lián)合”模式的吸引下，致力于組建大的企業(yè)集團，結果往往流于形式。所以在我國目前的轉軌經濟中，效率損失是難免的。這樣，把委托—代理問題作為國有企業(yè)首要解決的問題，不失為一種現(xiàn)實的選擇。</p><p>　　三、實現(xiàn)國企改革目標的制度設計和保證</p><p>　　在我國的股份制改造中，盡管采取了所有權、法人產權、管理權在國

46、家、公司董事會、經理三者之間的分離，但在產權本質上仍是國有制。委托者對代理者的監(jiān)督，主要是內在于企業(yè)監(jiān)督，法人產權其行為仍受行政約束，同時不承擔資產責任。這樣，代理者可能會濫用，即不受資產約束地使用資產權利，產生拿不屬于自身的資產去冒險而又不負責任的可能，產生交易主體對市場價格的反映不敏感的可能。所以缺乏資產約束是我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主要缺陷，這種缺陷導致企業(yè)行為的變異，導致市場失衡。</p><p>　　受客觀條

47、件的限制，企業(yè)家不可能對所冒風險承擔全部責任，況且在我國目前條件下，還不存在真正能承擔資產責任的受托者，因此，用資產約束企業(yè)家行為不具有現(xiàn)實意義。而在一個完善的經理勞動市場中，由于經理的“敲竹杠”行為，而面臨的強制解除契約關系的威脅，將會對經理提供一種按照股東利益調整他們行為的約束，因為終止契約意味著一種潛在的資本損失，這等于從專用投資那里得到的貼現(xiàn)值。因而用人力資本代替資產約束更有實用性。所以，解決委托—代理關系應該以人力資本為條件。

48、</p><p>　　制度經濟學家康芒斯在談論制度功能時認為，如果說支配人類活動的自我利益是“蒸汽能源”的話，那么引導動力的，便是制度這臺發(fā)動機。要想建立以人力資本為條件的委托—代理關系，依靠政府和市場是無法解決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在這方面就顯得非常突出和重要，因為，制度環(huán)境和制度變遷強烈影響和改造人們的經濟行為和態(tài)度。制度的精髓就在于它是一種約束，以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在于形成一種合理組織，使人們有序地在其中活動；在

49、于形成一種選擇集，使人們的經濟活動選擇符合社會對效率和增長的要求。</p><p>　　首先，設計一種公有制產權容納個人產權的制度安排。知識經濟條件下的投資，是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的共同投資，并且在資本的運動中，人力資本是占有支配地位的，資本決定論到了當今時代開始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這樣，擁有知識的人，其勞動的過程，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過程，雖然是一種虛擬資本的投入，但理應擁有一定的產權，這種產權應該包括兩方面：一是產權數(shù)

50、量。產權的數(shù)量隨風險的增大而增大，只不過這種產權的獲得必須考慮到人力資本的不同類型（人力資本的層次性、專業(yè)性、業(yè)績大小、市場的稀缺性和企業(yè)戰(zhàn)略方向的導引作用）、企業(yè)的不同類型（上市、非上市，國企、非國企，高科技企業(yè)、傳統(tǒng)企業(yè)等）、企業(yè)的不同發(fā)展階段和企業(yè)家市場（按照古典的邊際生產力理論，企業(yè)家對企業(yè)提供的服務被視為產品的一些其他因素或投入。這種投入的價格或價值是由產出的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交點決定的，即等于它的邊際收益產品。因而，市場力量

51、決定企業(yè)家報酬）。二是產權的結構，即產權組合中長期化與短期化傾向，浮動性與固定化的比例程度。產權結構包括五個內容：崗位工資、年終獎、期權、職務消費和福利補貼。在這種制度下，一方面，經營者受內部成本約束，使得他追逐利益的行為能夠規(guī)范化</p><p>　　其次，建立資本選擇企業(yè)家制度。貨幣資本的所有者，為了實現(xiàn)資本的保值增殖，不得不把貨幣資本交給掌握知識的人來經營，這是資本選擇企業(yè)家的過程。這個制度的建立就意味著要

52、取消政府的行政委派，取消經營者的行政級別，建立辭職制，建立公開招聘制，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允許經營者人力資本的產權交易，如企業(yè)家跨區(qū)流動、國外企業(yè)家入場等。而出資者及代表出資者利益的專家是選擇經營者的主體，同時也是激勵機制的決定者。</p><p>　　再次，改革現(xiàn)行法律制度。承認和重視人力資本，就應給經營者以期權激勵，其股票來源是增發(fā)或回購股票。而我國上市公司股票增發(fā)的主要途徑是配股，對非配股形式的股票增發(fā)只能作

53、為特例處理，沒有相應的法律規(guī)范。《公司法》149條規(guī)定，除了為減少公司注冊資本而注銷股份或者與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進行合并時外，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的股票。另外，我國的證券法規(guī)還規(guī)定，個人持股不能超過公司總發(fā)行股份的0.5%。在我國，很多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有額外津貼，如車子、房子、通訊等，因此，企業(yè)經營者的實際收入遠大于其賬面收入，所以如此低的持股比例很難產生激勵作用。從根本上看，經營者的持股比例不宜低于5%。給經營者以期權激勵的同時

54、，還應該在法律上約束經營者的道德規(guī)范，使其行為更加理性化，如對經營者的自利行為，應該制定相應的職務侵權和商業(yè)受賄罪等。同時在國有股進一步減持的基礎上，監(jiān)管部門應該建立完整的收購法規(guī)以及靈活的公司重組的法規(guī)，對經營者形成外部約束。</p><p>　　最后，通過金融市場的制度創(chuàng)新，增加市場之間的競爭來規(guī)范證券市場。由于發(fā)行制度的缺陷，形成證券市場中一二級市場的巨大價差，使投資者大量地涌向股市，有人作過這樣的統(tǒng)計：在

55、2000年里，投資人上繳印花稅與券商傭金之和超過900億元，而1000多家上市公司在這一年里為投資人帶來的全部利潤不足800億元，包括水分，其中向投資人分配的現(xiàn)金不多于100億元，即便如此，也擋不住人頭洶涌，其原因就在于我國金融體系在制度上“供不應求”，如利率非市場化、嚴格的外匯管制、金融品種稀少等，不能滿足收入日益增長的中國人的投資需求。很難想象一個缺乏競爭的市場，能夠依靠行政手段達到規(guī)范。相反，在一個競爭的金融市場中，當上市公司的“

56、圈錢”不再容易的時候，就該考慮自律的問題了。</p><p>　　金融市場的制度創(chuàng)新既包括貨幣市場上的，如利率市場化、外匯管制松動等；又包括資本市場上的，如場外交易等。</p><p>　　參考文獻：1、張維迎：《博奕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p><p>　　2、張維迎：《企業(yè)理論與中國企業(yè)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月第

57、1版。</p><p>　　3、張正堂、陶學禹：“企業(yè)家報酬決定一般性研究模型的構建”，《經濟體制改革》，2002年第2期，第30頁。</p><p>　　4、楊燦明：“產權特性與產業(yè)定位——關于國有企業(yè)的另一個分析框架”，《經濟研究》，2001年第9期。</p><p>　　5、.路易斯·普特曼：《企業(yè)的性質》，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8、</p><p>　　6、[美]格羅斯曼和哈特，“所有權、成本和收益：書店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理論”，載于陳郁主編，《企業(yè)制度與市場組織——交易費用經濟學文選》，上海：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p><p>　　作者聯(lián)系方式： 手機號：13159528896；</p><p>　　E-mail：llcy249@nenu.edu.c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