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研究.pdf

1、作為我國古代散文之大宗的論體文,經過先秦的孕育和兩漢的發(fā)展之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漸趨繁盛.其時,寫作論體文與子、史著述為“立言”的方式.就體式而言,論體文堪稱僅次于詩、賦的第三種重要文體.其時之論作思慮深湛,文采精拔,不僅是思想史上的珍品,也是文學史上的佳制.鑒于當今學術界對魏晉南北朝論體文文學性研究的欠缺,本文以其時狹義的“論”體文(包括論、辯、難、設論、史論和題目無“論”而實為“論”者)為研究對象,從文本出發(fā),結合文本產生的政治及思

2、想文化背景,進行學理層次的研究,借以探尋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發(fā)展的規(guī)律,發(fā)掘其獨特的題材分類、結構類型、言說方式、審美特征、審智特征;并就文體的演變來研究文學的發(fā)展,從文體的發(fā)生、分化、滲透、衰微以及其表現功能、審美精神的變革過程來認識文學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本文共分九章:
　　第一章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繁盛因素
　　本章對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興盛狀況予以概括,在此基礎上探究其生成因素.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興盛主要表現為,當時的文士以極大

3、的熱情讀“論”、撰“論”、評“論”,涌現出大量優(yōu)秀的論體文與論體文集,論體觀念逐漸形成,對論體文的理論總結日漸加深.魏晉南北朝論體文興盛的生成因素主要包括社會政治因素、思想文化因素、文風文體因素與創(chuàng)作主體因素等.
　　第二、三、四章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發(fā)展演變
　　此三章探究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發(fā)展演變,主要進行兩方面的考察:一是歷史的考察.在縱向上概述論體文發(fā)展的脈絡,把握其發(fā)展的階段性,探究其發(fā)展的規(guī)律.橫向上將論體文置于當

4、時思想文化背景中,探討社會生活、時代思潮給予論體文的影響及論體文的發(fā)展變化.二是美學的考察.把論體文作為文學作品進行研究,在對重點作家作品進行的微觀分析中,突出其獨特的藝術風貌.對同時期的其他中小作家也適當分析,點面結合,充分展示當時的“論”壇盛況.
　　第二章為三國論體文之發(fā)展演變.三國論體文分為兩期,建安之論與正始之論.建安論體文融實用性與文學性于一體,表現出極具特色的藝術風貌.正始時期,談玄說理內容的注入,使論體文達到新的理

5、論水平和高度.玄理與美文同在,犀利的論辯鋒芒與高超的論辯技巧相結合,是正始論體文的主要特征.“論”壇巨子嵇康之論是基于經驗與理性之上的質疑與探索,以獨特的思維方式造就堅實的邏輯基礎,犀利的論辯鋒芒與高超的論辯藝術相結合,散發(fā)著獨特魅力.與魏相比,吳蜀論壇相對寂寥,但亦有少數文士,立足現實,縱橫揮灑,其優(yōu)秀之作堪與鄴下諸子比肩.
　　第三章為兩晉論體文之發(fā)展演變.西晉一朝,速盛而驟衰.如何在險惡的現實中存身立命成為文士普遍關心的問題

6、,出處之論表現了其全身遠禍的心理,文風以簡直、清省為主.與西晉奢靡、結黨、士無特操的政風緊密相關,刺世疾邪之作大量涌現,譏世呵俗,火氣甚大,文風多樣.玄理論文立論拔新領異,上追王、何.太康之英陸機之論在西晉論壇占據重要地位,代表了西晉文風發(fā)展的新傾向,表現出對綺麗富贍、藻飾雅化的自覺追求.東晉“論”壇,史論空前繁盛,尤其是編年體史書史論之多、篇幅之大,前所未有.玄學家所談玄理多承前人之余脈,缺乏原創(chuàng)理論.幾篇批判玄學的論文,成就頗高,皆

7、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放誕之世風.佛理論文蓬勃發(fā)展,名士參與辯論佛理,名僧則以佛釋玄.高僧慧遠,受其時毗曇學的沾溉,在其論體觀念與論體文創(chuàng)作中多有表現.其論主要為護教而作,綜合運用多種論辯技巧,注重名相辨析,破立結合,條分縷析,別具特色.十六國姚秦高僧僧肇,吸取中觀學派“有無雙遣,不落兩邊”的論辯藝術,將其與先前接受的儒學、玄學影響融會貫通,用自然樸實的語言闡述深邃的佛理,《肇論》是在中印文化交融下結出的“論”體“奇葩”.
　　第四章為

8、南北朝論體文之發(fā)展演變.南朝論體文主要成就在史論與佛學理論上,宋之史家范曄將一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運用于《后漢書》史論中,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史論筆法,微言見意,婉而成章,伏脈千里,褒貶互見.其史論情感表達曲折幽深,諷喻多致,具有文約而意豐、委婉而多諷的特點.裴松之《三國志注》之史論與南朝四史之史論,以及殘缺的裴子野《宋略》史論、何之元《梁典·總論》各具風格,表現了南朝史論之駢體與散體共存的特色.南朝三教之爭主要集中在形神論、報應論、夷夏論

9、與沙門不敬王者論,論爭激烈,但其論辯藝術較之前代并未有突出進步.其風格與當時講究辭藻用事之文風迥異,行文保持質樸、流暢、緩急有致的特點.北朝論體文就總體而言不興盛,僅有少量作品存世.魏收《魏書》之史論成就較為突出,與北朝文風相諧和,具有古樸質實的語言風格,體現了其務本求實、鉤深致遠的特色.在北朝佛道論衡中,甄鸞的《笑道論》與道安的《二教論》是罕見的思辨性較強的論體文,對道教進行有力的批判.
　　第五章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題材類型

10、r>　　兩漢論體文受控于經學的話語權力,強調發(fā)言屬論不詭于圣人,內容來源與立論依據也往往出自經典.這種封閉僵化的狀態(tài),嚴重制約了論體文的發(fā)展.與其相比,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題材卻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勢,“理”論、史論、政論、文藝論與雜論各呈其采.玄學的興起促進了以“三玄“為主要內容的玄理之論的發(fā)達,文士們研《周易》,說《老》、《莊》,辯養(yǎng)生,論公謙,興致盎然.佛教在東晉南北朝時期已蔚為大國,佛理之論主要包括報應論、夷夏論、形神論、

11、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史學的興盛則使史論走向繁榮,表現為分量加重,體例創(chuàng)新,史識提升.興亡之論、天人關系之論、歷史人物之論等皆蓬勃發(fā)展.社會的長期動蕩,政局的極度不穩(wěn)使各類軍政之論、刑禮之論應運而生.游藝風俗的盛行促使文藝論的勃興,其時文士在“游”中體悟自然宇宙之理,將“藝”上升至“理”的境界,又以此為指導,促進“藝”之提高.此時期之雜論更是異彩紛呈,或譏彈世俗,或針砭士風,或系心出處,或研討天文,或談論五倫.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題材具有開拓

12、性與沿襲性相結合的特點.
　　第六章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結構類型
　　文章結構是作者主觀思路與事物客觀邏輯性相結合的產物,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的結構類型多樣,按其形式分為問對型、論難型與論證型,各具特點,并且表現出不同的思維特征.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的結構要素包括順序、聯(lián)結、對比三種,三者相互貫通,互動互補,共同構成文章結構,使之層次分明,組合嚴密,參差變化,波瀾曲折.作為獨特的生命形式,筆圓、意圓、神圓相融合使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的結構

13、具有意脈貫通的圓通美、自然渾融的圓融美、圓轉靈動的圓活美.
　　第七章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言說方式
　　不同的言說方式顯示出不同的民族特性與精神個性,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的言說方式融思辨、敘事、詩意于一體,獨具特色.思辨性言說借助推理與演繹,闡釋道理條分縷析,使文章具有難以置辯的力量,敘事性言說體現了“未嘗離事而言理”的根本規(guī)定,詩意性言說則表現為用詩性之“言”承載玄遠之“思”.三者融綜,表現出魏晉南北朝文士辨合與符驗相結合、體與

14、用相結合的論辯原則與思維趨向.
　　第八章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審美特征
　　受魏晉南北朝唯美文風之影響,以言理為主要特征的論體文,說理趨向藝術化.在其時文士看來,論體文之所以與詩賦同立于文學之林,乃因其具有獨特的審美特征——文采.本章以劉勰提出的“形文”、“聲文”、“情文”三種文采為基準,檢視魏晉南北朝論體文在文辭經營、音律諧調、情志表現上的特色,從審美的角度略觀其多元風采.魏晉南北朝論體文形文之美主要表現為駢散共存、用舊合機

15、、意象豐盈三個方面.聲文之美主要表現為:長短迭用,以錯落為貴的節(jié)奏美;宮商變化,以應機為節(jié)的聲律美;同聲相應,以自然為則的音韻美;語助余聲,以彌縫為巧的虛詞美.其情文之美則表現在論體文中充滿強烈的憂生之嗟、刺世之憤與家國之嘆,在個體情感體驗中蘊含著普遍的人生智慧與理性思考.理趣,是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中“理”的審美化存在的具體體現,是作者人生智慧、理性思辨與藝術才華的結晶,主要表現為意趣之美、興味之美、氣勢之美與情韻之美.
　　第九章

16、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審智特征
　　所謂“審智”,此處指將事物或藝術品所蘊含的“智”作為欣賞的對象.從文體的角度看,論體文無疑是所有文體中最具審智特征的,而這也正是其與詩、賦等文體的本質區(qū)別.“理感”,是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的運思起點,也是其“理”的審美發(fā)生原點.“娛思”,即對理的執(zhí)著追求與由衷熱愛,是魏晉南北朝文士投身于以審智為特征的論體文創(chuàng)作中的內部動因,娛己思以娛人之思,樂吾趣以樂人之趣.魏晉南北朝論體文致思之理路主要有以直覺為歸的

17、致思傾向,“寄言出意”與“取象比類”的致思方式,尚古、宗經、征圣致思模式之變異與整合.從數理批評的角度考察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思辨模式,則會發(fā)現其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元化生與執(zhí)一統(tǒng)眾,二極共構與莫不有對,三維同建與“三事”話語.魏晉南北朝論體文具有致力于現實批判的反思品格、追求理想境界的超越品格與張揚主體意識的獨創(chuàng)品格,
　　在對魏晉南北朝論體文進行較為深入論述的基礎上,本文認為,用近人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觀念衡量,論體文堪稱魏晉

18、南北朝的“時代文體”.時代思潮造就了“論”,其時文士選擇了“論”,魏晉南北朝論體文在漫漫“論”史中,以其韻自天成之自然風格令前代、后世莫與比隆.當其以獨立特行之姿態(tài)與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并列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觀之內涵才更為豐富,其“文學”才成為真正傳統(tǒng)意義上的、包括文與筆的“文學”.研究魏晉南北朝論體文,讓我們獲益的不僅是其理論價值與文學價值,更成為恰如其分地評價古人的原創(chuàng)性和專利權的基點,并以此建立起具有中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