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上的差止請求權.pdf

1、通過梳理日本法上差止請求權的判例、學說之變遷,研究現(xiàn)今民法改正大潮下的學者改正提案,可以發(fā)現(xiàn)日本法對人格權或人格利益的保護在不斷加強,對于中國類似于差止請求權之責任方式和人格權立法或許有所啟示。
　　本文除引言和結語之外,正文共分為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論述日本法上差止請求權的概念。差止請求權適用的領域不只在民法。實際上,在《商法》、《知識產(chǎn)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合同法》等法律中均有關于差止

2、請求權的明文規(guī)定。民法上的差止救濟,有著六大“桎梏”,例如用語選擇模糊、實體法不完備、程序法不完備、法繼受混亂等等。與金錢救濟相比,差止請求權能夠直接救濟所保護的“價值體”,具有預防性救濟機能、創(chuàng)造性救濟機能、利他性救濟機能。差止救濟及其形成、實現(xiàn)過程,對于公害、生活妨害、名譽、隱私等案件的民事救濟,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第二部分梳理了日本公害、生活妨害差止請求的判例及其發(fā)展。二戰(zhàn)后,有關公害的判例增加了尋求事前差止請求的類型

3、。在“大阪國際機場案”中,最高裁判所否定差止請求,之后很多訴訟以各種不同的理由判決或者裁定駁回差止請求,可謂公害差止請求的“寒冬”。而城市復合型大氣污染、道路噪音等問題頻發(fā),以“國道43號線案”為轉機,裁判所認為“差止”所要求的違法性不同于損害賠償,應采用受忍限度論與公共性進行利益衡量,可謂公害差止請求的新動向。之后,在“尼崎大氣污染公害案”中,判決正式認可了差止請求。其后,在“名古屋南部公害案”中,裁判所支持以人格權為依據(jù)的差止請求。

4、而都市生活建設中一些帶有一定公共性特征的盈利設施,有侵害生命、身體的危險,會帶來恐懼感和不安感的生活妨害。對于恐懼感,以“差止志賀原子能發(fā)電站第2號原子爐運行案”為例,可謂是生活妨害差止請求的“暖春”。地方裁判所曾肯定人格權可以作為差止請求的依據(jù),并且判定原子爐的運行超過居民的受忍限度,認可差止請求。但隨后在“P4轉基因實驗室案”中,恐懼感卻被受忍限度論所排斥,裁判所沒有認可差止請求。對于不安感,在“丸森町廃棄物処分場案”中,裁判所認可

5、了差止請求。都市生活追求宜居環(huán)境,以“國立景觀案”為例,可謂生活妨害的新動向:一審曾以不法行為作為依據(jù)認可差止請求。景觀利益帶有公私雙重性格色彩,公法違反與否成為不擴大認可差止請求的限縮標準。最終,最高裁判所僅認可景觀利益屬于第709條所保護的“利益”,不屬于權利。之后,在“京都船岡山案”中,裁判官對違法性的認識,似乎表明司法有意輕視行政法之規(guī)制作用。各種類型的判例大都受到受忍限度論的影響,并借用不法行為中的違法性判斷因素,認為差止的依

6、據(jù)可以采人格權、不法行為之構成,否定環(huán)境權之構成。
　　第三部分梳理了名譽毀損、侵害隱私差止請求的判例及其發(fā)展。在不法行為中,差止請求判例的一個重要類型就是有關名譽毀損、侵害隱私的案件。保護名譽權、隱私往往與保障、協(xié)調表達自由相關聯(lián)。在“北方期刊案”中,裁判官慎重地衡量名譽與保障表達自由的關系,認為人格權之名譽應該是像物權那樣具有排他性的權利,認可差止請求權。這一認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以“朝日電視臺報道所沢受二噁英污染的腌制菠菜案

7、”為例,對于新聞報道造成他人名譽損毀,進而社會評價是否低下之判斷標準,多數(shù)裁判官認為應該采“一般讀者的普通注意與讀取方法”。相關表達行為之內容與公共利益有關之時,如為公共利益之保護,且有相關事實證明真實性,便可阻卻違法性。對于隱私,判例上通過“宴之后案”,開始認可隱私權中的自我信息控制權。并在“石上游魚案”中,認可名譽感情中的人格利益,以人格權中的名譽權為由差止小說的出版。表達自由同時要受到憲法第12條及第13條規(guī)定的公共福祉、不侵害他

8、人權利的限制。在名譽毀損的場合,根據(jù)通說、判例,真實性是阻卻違法性的抗辯事由。但是,在侵害隱私的場合,真實性并不能成為抗辯理由。名譽毀損、侵害隱私之判例,裁判官都要進行綜合的利益衡量,再決定是否基于人格權來認可差止請求權。
　　第四部分梳理了差止請求權的理論構造。傳統(tǒng)民法認為,差止請求權主張保護的對象原則上應僅限定于排他性支配權。而主張排他性支配權以外的法益也應該予以保護的四種理論,分別是權利說、不法行為說、違法侵害說、二元構造說

9、。
　　以“大學浴場案”為契機,權利說主要著眼于擴大被侵害法益之救濟范圍。權利說認為差止請求權的理論根據(jù)包含傳統(tǒng)的物權請求權、人格權、環(huán)境權等。而在物權請求權框架之內,不能對物權以外的權利進行保護。故而,在權利說的眾多具體意見中,人格權說作為有力說,主張擁有絕對權或者排他性支配權之人格利益的私人,在遭受違法侵害之時享有差止請求權。而限定在公害的場合,環(huán)境權說提倡環(huán)境共有法理,因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并支配環(huán)境,一旦遭到侵害或者有侵害之

10、虞,則可以直接主張差止請求。有學者批判性地認為,即使站在權利說的立場,上述權利也是可能進行利益衡量的;另外,人格權和環(huán)境權的具體法益不明晰。
　　以“信玄公旗掛松(筆者注:掛著武田信玄旗幟的松樹)案”為契機,不法行為說主要著眼于違法性的表現(xiàn)及其對侵害權利、利益的行為之抑制機能。新受忍限度論則強調用“受忍限度”來衡量違法性,也就是把第709條的故意、過失、權利侵害等要件一元化為受害者的受忍限度,是包含無過失責任的統(tǒng)一違法性判斷標準,

11、以克服權利濫用之消極性。該學說還從衡量事由、判斷基準等方面對相關關系說的利益衡量進行修正,認為更需綜合考慮諸如地域性、土地利用的先后關系、最適合的方法及預防措施、其他社會價值的必要性等因素。有學者批判性地認為:受忍限度論與過失客觀說并無本質區(qū)別,實質上受忍限度論接近于無過失責任之立場;讓加害企業(yè)采取大量妨害預防措施,在無損害發(fā)生之時認可差止請求,干擾企業(yè)的經(jīng)營自由。
　　違法侵害說認為,在某個法益被違法(秩序)侵害,又具備保護的必

12、要性之時,對各種情況進行相關利益衡量之后,方可啟動差止請求權制度。不管是基于物權還是人格權的差止請求,在法律上都未見明文規(guī)定,所以“差止”的對象是法律“希望”停止的違法行為。該說受德國權利篡奪理論(物權請求權論之一)的啟示,得出差止請求權來源于權利或法益外在的效力?！斗床徽敻偁幏ā贰斗磯艛喾ā?、《消費者合同法》、《環(huán)境法》中的秩序,都涉及到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難以有排他性支配權,可以解釋為法律賦予那些關心維持或恢復上述法秩序、法制度機

13、能的人享有差止請求權。有學者批判性地認為:該說主張法律上客觀存在差止請求權制度,造成立法論與解釋論的混淆;裁判也幾乎不以違法侵害說主張的“違反秩序”作為具體的衡量標準;此外,該說沒能說明在德國是少數(shù)說的權利篡奪理論與日本民法之間的關聯(lián)性。
　　二元構造說把法益劃分為兩大類,一是物權、人格權、環(huán)境權等具備絕對權、排他性特征的權利,權利人基于這些權利可以直接請求差止;而排他性較弱,但為社會廣泛認可需要被法律保護的利益,則可在不法行為的

14、框架內請求差止。該說兼具權利說和不法行為說的長處,提倡法益二元構造,區(qū)別絕對權和絕對權之外的法益,并且在利益衡量之時,有差別地區(qū)分侵害行為的樣態(tài)。持違法侵害說的學者對二元構造學說的批判觀點是,如果徹底堅持權利說或違法侵害說,都會存在二律背反的矛盾。關于差止請求權的各種學說,無論采取何種法律構成,都無可避免地參考對法益二元劃分的思想。二元構造說可以起到平衡救濟受害者和保障自由活動的作用,平衡創(chuàng)造財富和保護人格權、營造舒適生活的需求,符合發(fā)

15、展、追求幸福的宗旨。
　　第五部分研究日本民法改正與差止請求權“入法”。民法改正委員會對差止請求權的三種提案以及差止請求權內容的探討,最終體現(xiàn)今《日本民法改正學者提案》的第六章“不法行為”中。損害賠償和“差止”并列規(guī)定在不法行為之章節(jié),第二節(jié)單設“差止等”規(guī)定,采取權利與未上升至權利地位之利益的二元構造,進一步列舉出生命、身體、自由以及名譽、信譽等具體人格權。對于差止請求,該提案明確提出了“權利侵害與違法性阻卻事由”、“利益侵害與

16、受忍限度”的二元論。民法第723條規(guī)定了名譽毀損救濟之原狀恢復,不法行為是否包含原狀恢復涉及“差止”與原狀恢復的關系。原狀恢復、“差止”均不需要以過失為要件,則在名譽毀損方面,喪失了區(qū)別的實質性理由。有學者認為,承認原狀恢復作為不法行為差止請求的效果是有可能的,但實際上,日本不法行為法不認可廣泛的原狀恢復?；谖餀嗾埱髾?、人格權請求權的效力,有必要認可“差止”與原狀恢復可能存在競合。故而,應該認可“差止”與原狀恢復廣義交錯。
　　

17、第六部分研究日本差止請求權制度對中國法的啟示。在中國民法上,類似“差止”的表述,都是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這樣的組合規(guī)定出現(xiàn)在法條之中。就其適用范圍而言,除了侵權領域,還可適用于物權、知識產(chǎn)權和人格權領域。類似日本差止請求權的制度該置于何種位置,深刻地影響到未來民法典之構成。我國學界對于類似日本差止請求權的制度,主要有絕對權請求權說、侵權請求權說和折中說三種學說。有日本學者認為,在中國侵權責任法與物權法上均有涉及類似差止請求

18、權制度的規(guī)定,故而在“差止”的責任方式上,侵權責任法與物權法相當于一般法與特別法之間的關系。結合部分學者、司法的態(tài)度,以及日本關于差止請求的案例和學說,從救濟的角度來看,中日民法對于例如物權、人格權等重要法益的保護,無論是絕對權請求權說還是侵權請求權說,在價值判斷、法律要件和效果上均沒有太大差異,其分歧主要存在于立法技術方面。
　　通過分析日本差止請求的相關案例、學說和民眾意識可知,各種具體的人格權是在一定階段才產(chǎn)生的。在中國,如

19、非成文法上之權益,則法院往往無法提供救濟,因此有必要就人格權進行專門立法。再參考中國的立法情況和學者意見,有關人格權的立法有必要考慮民眾的意識(受忍限度),繼而進行利益衡量。具體而言,目前有三種立法模式之主張:第一種是因循《民法通則》的立場,獨立成編;第二種是采用《瑞士民法典》的做法,在總則“民事主體”部分規(guī)定人格權;第三種是在《侵權責任法》中賦予人格權防御性保護。對比中日立法、司法的情況，我國不能采用在《侵權責任法》中規(guī)定人格權之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