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會政治與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以“1934年體制”變遷為例.pdf

1、基于當前國內圍繞美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議的爭議，本文的分析主要圍繞以下問題展開: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有哪個因素在這個過程中發(fā)揮了主導作用？又是如何發(fā)揮作用的？
　　具體而言，本文先通過分析美國對外貿易政策歷來遵循的分別以體系、社會和國家為中心的三種研究路徑各自的側重點，進而提出要以國家為中心，使之在國際體系和社會力量間架起橋梁，以此來打破國際與國內的界限，建立起體系、國家和社會在美國對外貿易政策決策中發(fā)揮作用的

2、邏輯關系。
　　國家，在本文中主要強調的是國內制度結構，在美國具體表現(xiàn)為行政-立法兩大部門的互動和博弈，在塑造美國對外貿易政策上能夠決定這三個層次發(fā)揮作用的次序和方式。美國處在一個“弱國家、強社會”的制度結構下，因此，美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會不斷面臨來自國內社會的壓力與挑戰(zhàn)，權力系統(tǒng)分散的國會則常常充當國內社會壓力的“傳感器”，而府會在貿易領域的權力分享，使得對外貿易政策的走向最終取決于總統(tǒng)和國會之間權力和關系的演變。當美國的貿易政

3、策決定權更多地被總統(tǒng)所掌握，美國通常會對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做出更快更強的反應;而當總統(tǒng)控制貿易問題的能力被削弱，國會掌握貿易政策主導權時，美國則會表現(xiàn)出對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反應遲鈍，而對國內社會結構的變化反應更加靈敏。
　　根據(jù)該理論視角，本文對美國對外貿易政策中“1934年體制”的變遷進行了實證分析。在“1934年體制”建立及發(fā)展的這一階段，美國通過1934年和1962年兩部貿易法，確立了總統(tǒng)在貿易政策領域的主導權，而總統(tǒng)基于對

4、國際體系力量變化感知和全局利益的把握，促使美國走上了自由貿易發(fā)展之路。在“1934年體制”調整的這一階段，美國則通過1974年和1988年兩部貿易法，逐漸削弱了總統(tǒng)主導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的能力，國會再次重握主動權，美國對外貿易政策也逐漸從自由貿易轉向了公平貿易。最后，在“1934年體制”弱化階段，通過國會對總統(tǒng)TPA授權的阻擾，以及金融危機中被寄予厚望的強勢總統(tǒng)的出現(xiàn)未果的分析，說明”1934年體制“的弱化，使得不管是國會還是總統(tǒng)，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