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主學說的中國化——以國民大會的制度構建為樣本的研究.pdf

1、在西方,從寬泛意義上說,近代兩大民主學說脈絡——民主(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分別是以盧梭和洛克為代表的。在中國,民主主義民主觀先后產(chǎn)生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和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兩大民主學說。其中,前者成為中華民國的建國基石,以國民大會制度為核心制度載體;后者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國體學說,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載體。
　　 本文以西方民主學說的中國化為視閾,以五四后的近代民主學說在中國的制度化過程中所存在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焦點,特

2、別是對五四至新中國建立之前的國民大會的規(guī)范、制度進行梳理,對其學說脈絡和政治實踐予以綜合考察,并從思想、制度、實踐三個層面,深入研究了轉型期民主觀的嬗變及其制度化的難題。通過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具體見解:
　　 五四前后中國民主學說的轉型,其本質是大眾民主和代議制的沖突,表現(xiàn)為國民制憲論取代國會制憲論,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法統(tǒng)”之爭,改造與超越代議制的新民主理想凸顯,獨裁(專政)理論被中國知識界初步接受。
　　 孫中山

3、對民主的運思,是旨在使中國走出民主制、代議制和國家三重危機的“頂層”設計,其理論和制度設計直接影響了中華民國的政制、憲法與歷史進程。孫中山的民主學說具有主權歸屬、政體理想、核心內(nèi)容、公法原理、政權組織形式五層級的法理結構。其中,他獨創(chuàng)的“權能區(qū)分”論作為一種公法原理至今仍引發(fā)諸多爭論;國民大會(及其代表)和人民、國民大會和五院、五院之間三大關系如何規(guī)范,則是留給后世立法者的焦點問題;“間接地行使直接民權”的邏輯悖論,是中西概念學說體系差

4、異造成的誤讀。孫中山所設計的國民大會,其性質與職權經(jīng)歷了一個從選舉、制憲機關到代表、政權機關的演變過程。國民大會代表人民在中央行使直接民權,引出了國大代表與人民的法理關系。但孫中山未對代表制予以明確,而且其民主制度設計存在易滑向獨裁的內(nèi)在缺陷。
　　 抗戰(zhàn)前國民大會的設計和國民政府制憲進程幾乎同步。國民大會制度設計上的博弈,實質上涉及民主、憲政、獨裁的理念之爭。1930年代“民主專政”已成為民主學說的一種新潮。專政(獨裁)與憲政

5、在西方法理上的對立,在中國表現(xiàn)為黨治與民治、獨裁與民主的具體爭論。如果以職權性質、常設機關、代表組成為線索,結合《五五憲草》制定中歷次草案文本,對國民大會職權設計及其性質的爭論進行類型化,那么,立法者所設計的國大職權有大權空置型、大權旁落型、小權空置型三類,其性質亦可歸納為政權機關說、無形機關說和議會說三類。從職權設計三種類型演變的動因以及代表制原則等角度來看,《五五憲草》具有獨裁的基本取向。
　　 在中國1940年代這個“憲法

6、時刻”,“民主”與“憲政”的話語具有時效性、場域性和對抗性。當時,憲政話語反映了體制內(nèi)知識分子的呼聲,民主話語反映了體制外知識分子的訴求。毛澤東提出“憲政就是民主政治”的論斷,源于他以民主主義為正當性的洞見,同時也蘊含現(xiàn)實政治利益的考量。
　　 從《期成憲草》議政會設置,到《憲法草案案》的國大無形化,再到1946年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決議要求回歸《五五憲草》,國民大會的設計思路在民主、憲政與獨裁的不同立場中移步換影?！镀诔蓱棽?/p>

7、》側重于民主,《憲法草案案》側重于憲政,兩者都對行政權的獨裁予以否定。而六屆二中全會固守獨裁立場,葬送了政協(xié)決議。張君勱起草的《政協(xié)憲草》,雖然形式上滿足國民黨,但實質上卻堅守了內(nèi)閣制的基本原理。第三勢力圍繞是否參加制憲國大最終分裂,反映了民主觀的差異,即究竟是通過憲法建立憲政體制,還是廣泛且有代表性的民眾的實質參與更重要。在1946年末制憲國大召開過程中,代表們雖然對國大的性質與職權、代表組成與選舉等問題爭議頗大,但最終基于《政協(xié)憲草

8、》的原則,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對國民大會制度予以定型化。然而,國大制度定型之日,也是憲政與民主分野之時,預示著國大在1949年2月和2005年6月終被海峽兩岸分別廢棄的歷史命運。
　　 20世紀上半期的轉型期國情,既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思考和設計民主道路的前見,又是民主學說所賴以產(chǎn)生的客觀基礎。從國民大會的發(fā)展歷程可以看出,民主學說制度化的困境在于:民主理想與民主現(xiàn)實的差距、精英民主與大眾民主的張力、政治改革立場和方向的價值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