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政派、政要之對日態(tài)度及策略研究(1915-1937).pdf

1、中日兩國關系源遠流長，有著幾千年的歷史，而近代中日關系是從1871年兩國簽訂《友好條規(guī)》開始的。兩國雖然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但是直到近代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仍然有“隔十重霧”的感覺。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中國人深受天朝上國和華夷之辨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因為在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以來，東亞各國基本上處于一種自我封閉狀態(tài)。近代中日關系是從1871年兩國簽訂《友好條規(guī)》開始的，但日本已表現(xiàn)出極強的侵略野心。1874年日本發(fā)動侵略臺灣的戰(zhàn)役。從此，對

2、日關系開始成為開始成為近代中國對外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日態(tài)度亦成為影響中國政府決策層對日決策考量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1874年至1915年這段時期發(fā)生了甲午中日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中國思想界和政界大致經歷了一個“輕日”到“師日”，再由“師日”到“仇日”的復雜過程。不過也有一部分政要存在著“聯(lián)日”和“防日”的思考。 1915年至1937年是中日關系發(fā)展的一個轉折時期。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暴露了日本獨霸中國

3、的野心，使得中國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鄰邦--日本。此后，盡管日本不斷地變換侵略中國的手段和策略，但“二十一條”的陰霾在中國人心目中總是無法抹去，無論是中國知識界，還是政府中的政派、政要基本上對日本持防范和警惕態(tài)度。在北洋政府統(tǒng)治時期，除段祺瑞政府執(zhí)行過短暫的親日政策外，袁世凱集團和直系軍閥在態(tài)度上仇視日本，在實踐上是反日的?！岸粭l”交涉過程中明顯地展現(xiàn)出袁世凱集團的仇日、反日態(tài)度。至于直系軍閥首領馮國璋、吳佩孚等在“參戰(zhàn)問題”、中

4、日軍事協(xié)定問題及中日山東問題等所表現(xiàn)出的反日態(tài)度，不僅是因為直系在利益上與日本支持的皖系和奉系嚴重對立，而且還有愛國思想和民族思想的成分存在。即使是張作霖奉系軍閥，它雖然是依靠日本的扶持起家的，對其持溫和態(tài)度，但又無時不防范著它的侵略。對國民黨而言，孫中山和蔣介石等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也是有著深刻認識的。孫中山在其革命過程中，雖然總是在苦苦尋求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但這并不能說明他對日本的侵略缺乏警惕，問題的關鍵在于，他一方面希望得到日

5、本的幫助，一方面又不敢過分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因此對日本的態(tài)度無不體現(xiàn)這種矛盾。在南京國民政府期間，以1928年的“濟南慘案”為起點到1935年“華北事變”期間，國民黨決策者以日本為假想敵國，在軍事和外交戰(zhàn)略上主要取守勢，以“防日”為主旨；從“華北事變”到“七七事變”期間則采取了相對積極主動的應對策略，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準備“抗日”。在很大程度上來說，自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到1937年中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這一時期中國的

6、對外政策主要是圍繞對日政策展開的。其中心內容是：中國政府應依據(jù)什么原則，以何種方式，采用何種政策、策略和外交手段，防范和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 近代中國政派、政要的對日態(tài)度必然要反映到他們的對日決策和政策上，而他們的態(tài)度自然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影響政府對日決策的因素多種多樣，從外部來講，有國際形勢、對外關系的現(xiàn)狀及歷史狀況等；從內部來看：階級與集團利益、黨派斗爭與政治斗爭、公眾輿論、決策者的狀況等。研究對外政策必須考慮到這

7、些因素的具體影響效果及其綜合作用的效果，從而闡述國家外交活動展開的決策背景和真實動機。從總體而言，影響中國政府對日決策的主要因素有三，即中國民族主義的蓬勃發(fā)展，中國內部的政治分裂及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派系斗爭和歐美列強及蘇俄（蘇聯(lián)）對遠東局勢的影響。但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加深，不僅中國民族主義進一步發(fā)展，而且中國社會各階層、各集團以及各政治派別重新調整自己的態(tài)度，醞釀著新的分化、組合，歐美列強及蘇聯(lián)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