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空城幾番算計

1、<p><b>　　一座空城幾番算計</b></p><p>　　【摘要】“空城計”敘事文本眾多，亦各有區(qū)別。歷史敘事中的“空城計”凸顯宏觀的軍事布局，而小說與戲曲敘事注重描述個人的心理活動，相比之下，戲曲因刻畫人物心理細致入微更受民眾的理解與歡迎。辨析不同的敘事文本，有助于我們了解軍事與文學在相關敘事中的相互制約與影響作用，更好地理解“空城計”。 </p><

2、p><b>　　【關鍵詞】 </b></p><p>　　空城計；諸葛亮；敘事；軍事 </p><p>　　【中圖分類號】10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3）01-0152-6 </p><p>　　諸葛亮“空城計”是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它由歷史走向文學，并分化為小說、戲曲、影視劇等不同敘事文本。人們矚目

3、于“奇而復奇”的“空城計”，但以往的討論往往存在兩個誤區(qū)：_是忽視歷史、軍事與文學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二是忽略“空城計”各個敘事文本之間的區(qū)別。事實上，“空城計”的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有異，各種文藝體裁對“空城計”的敘述也不盡相同。因此，從軍事學角度解讀“空城計”敘事諸文本，對我們正確理解空城計當不無裨益。 </p><p>　　一、歷史敘事：突如其來的遭遇戰(zhàn) </p><p>　　諸葛亮“

4、空城計”，不見于陳壽《三國志》，它出自王隱《蜀記》（郭沖“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 </p><p>　　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烈鈿庾匀簦奋娭薪耘P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

5、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焙蜻夁€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為恨。[1] </p><p>　　裴松之批駁這則史料“紕繆顯然，言不附理”，但是，“空城計”并非荒誕不經(jīng)的傳聞。郭沖的聽眾，是久經(jīng)戰(zhàn)陣的扶風王司馬駿及司馬劉寶、長史桓隰；《蜀記》的作者王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yè)，西都舊事多所諳究”[2]。而作為精通歷史的學者及熟悉行政、軍事事務的官員，王隱等人認可了空城計的可能性，并將其描述為一場突如其來的遭遇戰(zhàn)，是

6、典型的歷史敘事。 </p><p>　　作為兵家謀略的空城計，其軍事合理性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p><p>　　一是戰(zhàn)爭雙方實力相近，蜀漢軍隊還略占優(yōu)勢。三國鼎立，孫劉聯(lián)盟共同抗曹，這是總的形勢。曹魏南線兵分兩路：隴右御蜀、淮南抗吳。蜀、吳雖弱小，局部戰(zhàn)場上的實力相差并不懸殊。諸葛亮屢次興兵北伐，危急時曹魏皇帝不得不移駕長安，并先后派遣曹真、司馬懿等重臣領兵。戰(zhàn)場上蜀漢也多有斬獲：建興六

7、年，斬魏將軍王雙；九年，射殺魏大將張邰；十二年，交兵于五丈原，司馬懿只能打著皇帝的旗號堅守不出。時人盛稱諸葛亮“提步卒數(shù)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jù)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jù)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盵3]司馬懿用兵持重保守，寧可失去戰(zhàn)機，也要確保自身安全。 </p><p>　　二是古代戰(zhàn)爭受復雜的地形影響極大。隴右前線為山地，曹魏多騎兵，而蜀漢以步兵為主，山地

8、作戰(zhàn)是蜀軍的強項。為了抗擊曹魏強大的騎兵部隊，諸葛亮專門建立了弩兵，“蜀漢的弩兵多由今云、貴、川等地的少數(shù)民族組成，戰(zhàn)斗力極強，為蜀軍之精銳?！盵4]為了更好地發(fā)揮弩兵的作用，諸葛亮又特意設計了一種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fā)”[5]。隴右前線山高谷深，蜀軍曾設伏以連弩擊斃張邰，取得重大戰(zhàn)果。 </p><p>　　三是司馬懿情報極度匱乏，軍情緊急時制約了正確決策，這是空城計生效的根本原因。

9、 </p><p>　　任何軍事斗爭，都是各方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進行博弈，情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圍繞著軍事情報而展開的斗爭（間諜戰(zhàn)），永遠是神秘而驚心動魄的。真要做到所謂的“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何其難哉！ </p><p>　　在特定的狹小區(qū)域，蜀弱魏強，實力懸殊，這是全知全能的讀者對整個局勢的正確判斷。但是，決策雙方只清楚己方實力，對手的情況不甚了解，相較而言，先期進入戰(zhàn)場的諸葛亮，

10、得天時、地利之便，掌握的信息比較充分；遠道而來的司馬懿，對蜀軍的兵力部署差不多是一無所知。 </p><p>　　“戰(zhàn)爭中得到的情報，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絕大部分是相當不確實的。這就要求軍官具有一定的辨別能力，這種能力只有通過對事物和人的認識和判斷才能得到。在這里他必須遵循概然性的規(guī)律。”[6]具體到空城計，在地形復雜的山區(qū)兩軍主力會戰(zhàn)，戰(zhàn)線犬牙交錯（“與延軍錯道，徑至前”），隨時都有被穿插、分

11、割、包圍的可能。戰(zhàn)場上形勢瞬息萬變，戰(zhàn)機稍縱即逝，在情報不足（或可信度不高）而又必須馬上作出決斷時，司馬懿自然而然地參考對手以往的某些規(guī)律。謹小慎微，使他多次逃脫失敗的命運，但是，當諸葛亮被迫弄險時，“意料之中”的司馬懿就只能被“意料之外”的空城計算計了。 </p><p>　　戰(zhàn)爭之所以成為一門藝術，就是因為它充滿了不確定因素，“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7]。戰(zhàn)爭史

12、上故意以虛假情報去欺騙對手，使之作出錯誤決策的例子，舉不勝舉。面對敵人的示弱，不同的判斷，結果迥異，馬陵之戰(zhàn)及李廣遇敵，便是廣為人知的戰(zhàn)例。面對看似有利的局面，司馬懿沒有貿然進攻，而是主動退卻，未慮勝，先慮敗，即使有可能喪失絕佳的戰(zhàn)機，卻首先立足于不敗之地，不失為老成持重的穩(wěn)妥應對，這與歷史上司馬懿對付蜀漢的戰(zhàn)略方針也是完全一致的。 </p><p>　　孫子云，“多算勝，少算不勝”。同樣是猝不及防的遭遇戰(zhàn)，身處

13、劣勢的諸葛亮充分考慮了對方?jīng)Q策者的性格、思維方式，以及決策過程中的相關因素，有針對性地調度己方軍隊，釋放一系列虛假信息迷惑對方，從而成功地將敵手引向自己設計好的陷阱——諸葛亮確實是一個善于利用情報的高明的決策者。 </p><p>　　二、小說敘事：消除時空緊張的碰撞 　　作為歷史敘事的空城計，出現(xiàn)雖早，卻只是民間想象的根由?；钴S在民眾口耳之間的，是小說、戲曲等文藝作品中的空城計。在這一系列的文本中，毫無疑問，

14、小說《三國演義》凝聚的歷史積淀最深，影響最大，成為其他文學藝術敘事的基礎。 </p><p>　　小說中的空城計，發(fā)生在馬謖違反將令、致使軍事要地街亭丟失之后。司馬懿引十五萬大軍殺來，“孔明身邊別無大將……只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萬般無奈，平生謹慎的孔明傳令“將旌旗盡皆隱匿，諸軍各守城鋪……大開四門，每一門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自己卻“披鶴氅，戴華陽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于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

15、”。如此一番做作，居然嚇得司馬懿馬上“教后軍作前軍，前軍作后軍，望北山路而退?！奔幢阌兴抉R昭提醒，司馬懿仍然堅持己見：“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盵8]空城計，最終使諸葛亮安然脫險。 </p><p>　　同歷史敘事相比，小說敘事中的空城計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體現(xiàn)為：文學作品夸大了雙方實力的差距，拉近了魏蜀兩軍的距離。 </p><p>　　歷史敘

16、事中的守城蜀軍尚有“萬人”，而不遠處是未受任何損失的主力部隊；小說中的諸葛亮，處境則極為不利：蜀軍正值新敗，戰(zhàn)略要地丟失，曹魏大軍沖來猝不及防，小城中無兵無將，確實是戰(zhàn)不能戰(zhàn)、退不能退。兩相比較，司馬懿的軍力變化-不大，諸葛亮的力量卻“縮水”了四分之三！郭沖所述空城計，尚不是生死懸于一線的賭博：從理論上來說，一萬大軍依托有利地勢，尚有堅守至主力來援的可能。小說中的空城計，諸葛亮基本上被解除了防衛(wèi)能力，生死關頭絕無選擇，只能憑一己之力與司

17、馬懿斗智斗勇。 </p><p>　　歷史敘事中的魏軍只行進至“當亮六十里所”，諸葛亮的情況由“偵候”匯報給司馬懿，而在小說敘事中，諸葛亮的所作所為則為司馬懿所親見。 </p><p>　　郭沖非常準確地描述了行軍時斥候的活動空間，這在戰(zhàn)爭中不可或缺，諸葛亮便非常重視情報偵察工作： </p><p>　　凡軍行營壘……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

18、澗揭黑，林藪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應之。立旗鼓，令相聞見。若渡水窬山，深邃林藪，精驍勇騎搜索數(shù)里無聲，四周絕跡。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御。[9] </p><p>　　司馬懿在距敵六十里處便收到偵察報告，表明偵候的活動超過此范圍，這為主力部隊留下足夠的時間與空間，保障了行軍安全。當然，囿于技術、地形等種種原因，偵察工作也有疏忽、失誤之處，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快速靈便的小股騎兵部隊仍是保證主帥掌握周圍情況

19、的重要工具。 </p><p>　　文學敘事夸大雙方軍事實力的差距，跟文學作品特定的接受者有關。 </p><p>　　郭沖的聽眾深諳軍事，作為歷史敘事，“空城計”以真實反映軍事斗爭的全貌為目的；文學作品的受眾，是普通的市井百姓。市井百姓雖然喜聞征戰(zhàn)殺伐之事，但理解大兵團作戰(zhàn)的運籌帷幄，于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知識結構，實在過于困難。因此，對于市井細民而言，與其說他們對歷史進程中的深層規(guī)律感興趣

20、，不如說他們對歷史人物的命運更為關注。盡管他們也會將英雄人物極度地夸張，但總的說來，他們仍然是從日常經(jīng)驗去體味、揣摩人物。在這種理解與想象中，歷史的進程往往會落實到具體的英雄，而集團之間的斗爭也會被聚焦于雙方統(tǒng)帥個人的智慧與武勇上。文學創(chuàng)作“夸張”以滿足讀者“好奇”的心理，空城計，不可避免地成為司馬懿與諸葛亮之間的相互算計。 </p><p>　　文學創(chuàng)作改變雙方實力對比，不僅渲染空城計的緊張氣氛，而且將讀者的目

21、光聚焦在雙方主帥身上。當敘事對象由歷史敘事中的軍隊變成了文學敘事中的個人時，敘事空間也不可避免地隨之變化，文學敘事中空城計的空間尺度由軍事情報交流的“耳聞”變成了現(xiàn)場個人交流的“眼見”。 </p><p>　　因此，在《三國演義》中，司馬懿雖然接到了的報告，卻仍要親自到城下一探究竟。于是，歷史敘事中諸葛亮只需隱蔽軍隊、大開城門，便可讓魏軍偵侯帶回自己想要傳遞的信息。到了小說里，為回應司馬懿的觀陣，諸葛亮不得不親自

22、到敵樓上操琴一曲，與司馬懿演了_一場對手戲。 </p><p>　　這種激烈的正面交鋒，深合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審美趣味。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說，“優(yōu)秀的古代小說常常具有強烈的戲劇性，充滿著波瀾起伏的矛盾沖突?！盵10]在《三國演義》的作者（以及為空城計踵事增華者）看來，司馬懿在距離諸葛亮六十里開外的地方便引軍退去，這固然能表現(xiàn)諸葛亮的大智慧，但這樣讓司馬懿輕易而又從容地“逃走”，實在讓敘述者及聽眾于心不甘。一場緊鑼密鼓的

23、大戰(zhàn)，眼看著雙方越逼越近，最后居然以提前“讓車”的方式結束，也不合乎中國民眾的審美習慣。因此，《三國演義》將其拉近至可視，借司馬懿的視角，畫出孔明攜小童在城樓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一一比起歷史上空城計中屢屢出現(xiàn)的城樓飲酒等場景，這可更具戲劇性！ </p><p>　　作為文學敘事的空城計，更符合人們的審美趣味與審美習慣。但是，改變雙方力量對比、拉近雙方距離，文學敘事削弱了蜀軍埋伏的震懾力量，稀釋、消解司馬懿決策

24、的緊迫性，從而動搖了空城計的合理性。因此，在軍事科學理論的審視面前，文學敘事中的空城計，確實近乎于一座無力防守的“空城”！ </p><p>　　三、戲曲敘事：妙趣橫生的斗智 </p><p>　　與歷史敘事相比，文學敘事具有較多共性。但是，通過進一步分析，空城計的戲曲敘事與小說敘事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p><p>　　作為軍事決策，歷史敘事中的司馬懿在收到

25、偵候送來的情報時便有了決斷。小說敘事中的司馬懿則親自到前沿偵察，雖然沒有直接的語言交鋒，但諸葛亮敵樓彈琴已被視為促使司馬懿退兵的重要因素。戲曲敘事著力表現(xiàn)的，卻是小說里那個一言未發(fā)的短暫會面，并將它貫串于司馬懿決策的全過程。完整的“空城計”應該包括“分兵→敵至→運籌→布局→觀陣→敵遁”等一系列步驟，戲曲敘事則將“觀陣”置于無以復加的重要地位。 </p><p>　　戲曲敘事將“觀陣”作為敘述焦點，再加上戲曲敘事主

26、要由人物唱、念、做、打來表現(xiàn)，這種敘事方式，決定了故事進程的緩慢推進。軍事斗爭中的“間不容發(fā)”之際，在戲曲敘事中膨脹成為一個近乎無限長的時段，從而完全消解了軍事學上的緊迫性。戰(zhàn)爭的勝負僅僅在于司馬懿的一念之間，至于何時決策、何時進城，已經(jīng)完全被忽略了——似乎司馬懿無論何時決定進城，戰(zhàn)爭便立即以他的全勝而結束?？粘怯嫞趹蚯鷶⑹轮星娜谎莼闪薩一道極其簡略的選擇題：城中有埋伏嗎？是，還是否？圍繞著這道題的選擇取舍，與其說諸葛亮與司馬懿是兩

27、位軍事統(tǒng)帥，還不如說他們更像是設謎與猜謎的智者！ 　　當然，這個演化在空間維度上是有前提的。歷史敘事中的空城計，著眼于整個戰(zhàn)場，司馬懿在距諸葛亮六十里的地方急急退去，他所疑慮的“強伏”并非僅限于西城，而是戰(zhàn)區(qū)內一切可能的伏擊地（甚至包括司馬懿決策時魏軍所在地）；小說敘事讓司馬懿遠眺西城敵樓上彈琴的諸葛亮，縮小了戰(zhàn)場范圍，蜀軍的伏兵也被局限于西城附近（當然，小說仍保留了部分歷史敘事的影響，如作為疑兵的關興與張苞等）；但是，戲曲敘事中的伏

28、兵，只能毫無疑問地被限制在西城之內：當舞臺定位于西城時，城里與城外便成了</p><p>　　歷史敘事中，司馬懿的決策是基于有限的情報作出的。小說敘事強調了諸葛亮彈琴在這個決策中所起的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情報是有時空限制的，軍事運籌中的情報受諸多相關因素的影響。但是，經(jīng)過戲曲敘事的過濾，司馬懿的信息來源，除了舞臺布置所給予的背景，便只有諸葛亮的唱詞與道白： </p><p>　　諸

29、葛亮在城樓把駕等，等候你到此談哪，談、談談心。 </p><p>　　城外的街道打掃凈，準備著司馬好屯兵。 </p><p>　　到此并無別的敬，早備下羊羔美酒犒賞你的三軍。 </p><p>　　既到此就該把城進，為什么猶疑不定、進退兩難，為的是何情？ </p><p>　　我只有琴童人倆個，我是又無有埋伏又無有兵。 </p>

30、<p>　　你不要胡思亂想心不定，你來來來，請上城樓聽我撫琴。[11] </p><p>　　透過這段唱詞，諸葛亮的邀請、表白、刺激，目的都直指戲曲空城計的核心：埋伏（進城），而他的著眼點，則完全是司馬懿個人的心理狀態(tài)與心理活動：談心、猶疑不定、進退兩難、胡思亂想…… </p><p>　　軍事運籌，當然會涉及心理，但它絕不止于心理活動。如前所述，由于戲曲將軍事決策簡化成為猜謎

31、式的選擇，同時，它又消解了地形、實力、距離、時機等一切外在因素，留下的只有諸葛亮與司馬懿的言來語去。似乎只要司馬懿進城的沖動與決心壓倒了諸葛亮給予的暗示與壓力，戰(zhàn)爭便毫無懸念地結束了。戲曲對這個臨界點的游移過程予以全力關注與細致描繪，整個事件被描述成標準的心理活動。 </p><p>　　戲曲敘事全神貫注地表現(xiàn)決策的整個過程，它將間不容發(fā)的緊急決策變成了，一系列的試探與猶疑。戲曲尤其渲染了諸葛亮對決策過程巧妙施加

32、的影響，對司馬懿的心理活動刻畫得精妙入微，從而將空城計“虛者虛之，疑中生疑，剛柔之際，奇而復奇”[12]的精微表現(xiàn)得惟妙惟肖。毫無疑問，這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挖掘是一個突破。 </p><p>　　對于全知全能的觀眾而言，猜謎毫無懸念。他們關心的不是結局，而是空城計的過程，更準確地說，是好整以暇地欣賞戲曲對司馬懿的嘲弄。他們早已深諳諸葛亮誘敵深入的厲害，也熟悉司馬懿屢屢中計的窘態(tài)。設下埋伏圈再誘敵深入，諸葛亮使用得嫻

33、熟自如：火燒博望、火燒新野、火燒藤甲兵、木門道射殺張邰……可以說，只要諸葛亮主動示弱，熟悉《三國演義》的讀者便知道，貿然追擊的對手必然嘗到失敗的苦果。但唯有這次，諸葛亮真的處于弱勢，敵人卻狐疑了。“諸葛亮呀，諸葛孔明，你實城也罷，空城也罷，你司馬老爺是不進城了”，司馬懿退兵時的表白，中計而不自知，還死要面子“說破”孔明。司馬懿的丑態(tài)，成為空城計的戲曲敘事的點睛之筆，當他還在舞臺上為苦思冥想的“妙計”而自豪時，殊不知在早知底細的觀眾嘲弄的

34、目光中變成了可笑的自鳴得意。 </p><p>　　空城計的戲曲敘事，達到了極高的水準，其影響深入人心。我們常習慣于說，“使（施）美人計”“使（施）連環(huán)計”“使（施）苦肉計”……但是，只要提起空城計，人們卻多半會說“唱（演）了一出空城計”，這個普通民眾日常用語的搭配，就非常鮮明地表現(xiàn)出了戲曲敘事中的空城計所具有的獨特魅力。 </p><p>　　四、文學參與：從情報戰(zhàn)走向心理戰(zhàn) </

35、p><p>　　軍事斗爭中的決策，伴隨著決策者的心理活動；文學作品中的心理戰(zhàn)，時刻受到各種信息的刺激。然而，“情報戰(zhàn)”與“心理戰(zhàn)”中決定因素各不相同，這是顯而易見的。諸葛亮“空城計”從“情報戰(zhàn)”演化為“心理戰(zhàn)”的軌跡，清晰地顯示出文學敘事建構中文學與軍事之間的互動，這說明，作為軍事斗爭的空城計，始終受到軍事規(guī)律的制約，它從屬于事物內在的邏輯。但是，當它進入文學敘事的范疇，就必然要接受文學規(guī)律的支配與影響。 </

36、p><p>　　它要受到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影響。針對有人從軍事學角度對諸葛亮“空城計”進行指摘，周先慎先生辯解說，“衡量歷史與文學作品不應該使用同一的尺度和標準”，小說“遺貌得神”，而這個“神”，就是“諸葛亮的大智大勇”，他認為，“讀者在欣賞這段藝術描寫時，是不大會（也沒有必要）去考慮和計較還有什么地方不合邏輯的，而是寧可相信，在那個特定的藝術情境之下，司馬懿是被諸葛亮不可捉摸的玄機和精神氣勢給‘震懾’住了，他不敢貿然入

37、城，一陣猶豫之后掉頭就走是完全可能的?！盵13] </p><p>　　它還要受到文學體裁的影響。敘事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與影響，事件最終會以何種面目的故事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不僅取決于事件本身，而且與敘事者的目的、態(tài)度、視角、受眾的知識結構、興奮點、情感以及敘事的媒介、技巧等要素息息相關。一個故事，由于敘述者對它的理解不同，可以衍化出許多版本。不可否認的是，郭沖（王隱）、羅貫中、編劇、王扶林、高希希等人講述的空城計，

38、都是成功的（甚至是經(jīng)典的）敘事。本事相同，而面貌、內涵迥異，這種差異，充分顯然出本事存在著演化成不同敘事文本的可能性。藝術真實，只是“與生活真實只保持著一種宏觀的、整體的、本質的相似性?！盵14] </p><p><b>　　【參考文獻】 </b></p><p>　　[1][3][5]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921，935，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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