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理論困境

1、全球治理的理論困境全球治理的理論困境吳畏自羅西諾（JamesN.Rosenau）和澤皮爾（ErnstOttoCzempiel）在1992年引入國際治理概念（Rosenau&Czempiel1992），全球治理正式破題。隨著國際關系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哲學等學科基于各自的方法論把全球治理作為自己的一個新的理論領域，全球治理的理論研究也就形成了碎片化的格局。從目前關于全球治理的主要理論成果看，全球治理面臨著三個主要的理論困境。一、一、全球

2、治理能否形成統(tǒng)一的理論形態(tài)全球治理能否形成統(tǒng)一的理論形態(tài)如果假定統(tǒng)一的全球治理理論是可能的，那么首先要處理好全球治理的意義漂移問題，其次是如何去解決方法論分歧。（一）（一）全球治理的意義漂移全球治理的意義漂移霍弗伯思（MatthiasHofferberth）在國際關系研究范圍內對全球治理進行了意義分類。他根據主觀需要的兩個維度來界說全球治理的意義。第一個維度是把全球治理的不同意義歸結為“他們想要多少內容與何種方式”，如是，全球治理處于在

3、分析視角和規(guī)范觀念之間的混合狀態(tài)。第二個維度是把全球治理的不同意義歸結為“假定它有多少內容”，這樣，全球治理在被理解為一種新現(xiàn)象，一個新范式，或者一個新領域之間漂移。全球治理為何會發(fā)生意義漂移？首先，這是源自治理所涉及全球對象本身的不確定性和流變性。這里對不同領域學者所使用的三個概念略做分析。首先是國際治理（internationalgovernance）概念。國際在國家關系學當中通常是指國家之間，因此國際關系學者傾向于使用國際治理概念

4、來重構國家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關系，所設定的國際治理主體通常是各種官方和非官方的國際機構和組織，以及各主權國家。其次是跨國治理（transnationalgovernance）概念，跨國通常是指超越國界，但不一定涉及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跨國治理的主體通常是具有內部嚴格組織結構、其行為不受國家主權約束的一些經濟或法律機構。由于在實踐上它更重視活動范圍的全球性，在理論上更注重說明方式的整體性，它有著比國際治理和跨國治理具有最大的問

5、題域和包容性。布雷斯（HelenadeBres）認為，完全不受超國家（ultrastate）或全球的規(guī)則影響的人類活動領域并不存在，他把跨國治理所涵蓋的對象劃分為九個核心范疇：經濟、安全軍事、交往、交通、公眾健康、環(huán)境、發(fā)展、人道主義援助和人權（HelenadeBres2015：275292）。對全球治理而言，至少還可以加入政治、法律、正義、價值觀等范疇。其次，全球治理的意義漂移源自治理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之間雖然存在著

6、模糊的邊界，但從基本方法論上可以使之與傳統(tǒng)的國家和世界政治模式相區(qū)分。對全球性問題產生的根源和原因的分析，最終要歸結到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基本觀念和行為模式。對于解決當今世界所存在的各種全球性問題而言，恐怕沒有哪種理論能夠做出如下判斷：哪些是必需或者只能由全球治理來解決的，哪些是必需或者只能由國家治理來解決的。再次，全球治理的意義漂移源自行動者難題。全球治理在實踐上要突破傳統(tǒng)的以政治權力為核心、以國家為主體的行動模式，就始

7、終會面臨行動者難題。由于治理概念本身就隱含著多元行動者的預設，這個難題可以表述為，在給定的全球問題和實施方案的情況的根本價值原則。但它能否成為全球治理的根本價值原則，取決于它能否找到與之相應的存在場合，以及在治理實踐中如何定位。（一）（一）全球正義的存在場合全球正義的存在場合西方關于全球正義問題探討的基本理論參照是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由于世界與國家在內在結構、存在樣態(tài)和運行方式等方面存在著顯著差別，探討全球正義就產生了意見相左的兩條基本理

8、路：一是把羅爾斯所闡述的正義基本內涵和主要原則，通過對實現(xiàn)條件的分析和補充而擴展到全球范圍，二是基于全球政治類型、經濟發(fā)展模式、文化交往方式的歷史和現(xiàn)實，來闡發(fā)在根本上不同于羅爾斯正義概念和原則的全球正義。如果把社會正義簡單地視為分配正義，關于國外和國內是否有社會正義爭論的實質是追問社會正義存在的場合。聲稱社會正義不能在全球范圍內實現(xiàn)，只能由民族國家成功地追求，主要是由于民族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經濟發(fā)展模式、價值文化認同和社會公共管理等

9、諸多方面能夠提供正義原則可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條件，而在全球范圍內則不存在著一個穩(wěn)定、可持續(xù)的類似于民族國家的世界結構。而要做出存在著被認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正義原則的判斷，不能采取對適用于民族國家的正義原則做出必要的修正后、再應用于國家之間或跨越國家的思路。因為這種思路假定了國際與國家存在著基本一致的客觀條件和實踐邏輯。庫卡塔斯正是通過否定這種假定而認為全球正義是一種幻象，因為全球正義面臨著兩個主要問題：一是世界范圍內的利益和責任的公平分配看起來像

10、什么？二是需要何種建制來確保這樣的公平分配？（Kukathas2006：128）如果離開了國家預設和形象，這兩個問題似乎無從回答。里塞（MathiasRisse）不贊同國家主義和全球主義的正義原則，提出了一種多元國際主義（pluralistinternationalism）的正義原則。他認為羅爾斯的理論框架不適用于全球正義，多元國際主義通過對五種正義場合（groundofjustice）的探討來確立自己的正義原則，即國家的共享成員資格、

11、共同人性、人類對地球的集體所有權、全球秩序的成員資格、服從全球貿易體系（Risse2012：281）。多元國際主義的觀點是：1.存在著不同的正義場合，有些是關系性的，而有些則不是。2.在國內運用所考慮的一系列因素（如強制性和互惠性）是作為使得特定正義原則可運用的一套共同的充分條件（我假定這些原則是羅爾斯的原則，但沒有為這種觀點提供充分論證）。3.這些條件的弱化形式在其他的政治安排當中成立，并產生正義原則。4.存在著由不能理解為在國內成立

12、的弱化形式條件所描述的場合（特別是共同人性和地球的集體所有權）（Risse2012：5354）。（二）（二）全球正義的實踐定位全球正義的實踐定位全球正義要超越政治哲學的論證邏輯，真正作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則，它必須要很好地涵蓋當今全球治理所面臨的重大或主要問題，并從中找到自己合適的實踐定位。布雷斯認為哲學家們在怎樣把分配正義應用于全球政治所存在的問題時簡單地采用國家的一些傳統(tǒng)形象，并試圖在國際層面上發(fā)現(xiàn)大致相似的治理結構（Helenade

13、Bres2015：275292）。全球分配正義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分享合作效益的公正，它要求所有參與者在合作框架內必須達到有效包容的臨界水平，以及即使超越臨界點，效益在他們之間的分配也必須是公正的。第二種是分派共同道德責任的公正。第三種是為受益者分配資源的公正。因此，如果把對全球正義的準確解釋看作是與對它所具有的實踐意義的把握是相一致的，有助于為全球治理提供可行的實踐通道。從全球范圍內看，只要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