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約瑟之后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若干編史學問題

1、在李約瑟之后：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若干編史學問題,,1．引 言,這里所要討論的，主要一些大的趨勢和重要的理論性問題，一般不糾纏于具體的細節(jié)問題，并且，以西方科學史家有限的一些理論性回顧、總結(jié)為出發(fā)點。 國外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問題對于中國的研究者也會是很有啟發(fā)和借鑒意義的。 這是一種編史學的(historio-graphical)討論。,兩個前提,其一，在國際科學史界，研究中國科學史研究者的共同體仍然相對弱小，中國科

2、學史研究者的共同體在世界科學史的大共同體中，仍是處于“邊緣”的弱勢群體。,兩個前提,按照席文1988年的統(tǒng)計，國際上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學者人數(shù)：,其二，是在這樣一個本來就不算大的科學史家共同體中，雖然有大量的中國科學史具體研究的成果問世，但除了相對集中地討論像“李約瑟問題”之類的文章之外，非常關心這一領域研究的理論問題并就此撰寫有關編史學文章的學者數(shù)目不多。這種情形也給中國科學史的編史學的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兩個前提,2. 中國科學史

3、研究在西方的興起與李約瑟,1）.李約瑟之前的中國科學史：早期階段 早期，只有少數(shù)科學史家研究中國科學史，此外，還有一些漢學家們工作，但漢學家們的的主要興趣不在科學方面。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在西方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是李約瑟的出現(xiàn)。,2. 中國科學史研究在西方的興起與李約瑟,2）李約瑟的工作的意義與影響 從20世紀50年代起，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極大地改變了西方

4、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局面。從技術性的內(nèi)容來說，它一方面極為豐富地占有了東方與西方的各種參考文獻，另一方，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出現(xiàn)，首次向西方的學者們展示了中國科學史的豐富內(nèi)容，使中國的科學在西方受到尊重，使中國歷史中科學的成就在國際歷史學界得到承認，使西方人意識到中國有其自身重要的科學與技術的傳統(tǒng)。,2. 中國科學史研究在西方的興起與李約瑟,3）李約瑟本人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動力：“李約瑟問題” 李約瑟本人在后半生中

5、，從職業(yè)科學家轉(zhuǎn)向從事中國科學史的研究。當然可以從各種的背景中去研究促成其轉(zhuǎn)向的動力。但至少在他后來多次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提出如今經(jīng)常被我們稱為“李約瑟問題”，以及他窮其后半生之努力來嘗試找到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他研究中國科學史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3，李約瑟的研究（SSC）中的假定（席文的總結(jié)）,1)，  人類是一個大家庭，科學的世界觀明顯地超越于所有不同的種族、膚色和宗教文化之上。2)，  科學和技術是不可分

6、離的，跨文化的綜合應把這兩者都包括在內(nèi)。3)，  只有通過關注科學之外的因素的關注（其范圍包括從到經(jīng)濟到宗教的廣泛領域），才能理解科學變革的原動力。,3，李約瑟的研究（SSC）中的假定（席文的總結(jié)）,4)，  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15世紀之間，中國文明與西方相比，在應用人類關于自然的知識于人類實踐需求方面，要更為有效，這種優(yōu)勢反映在更為高度發(fā)展的科學與技術。5)，  為什么盡管有這種優(yōu)勢，但近代科學卻

7、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發(fā)展起來，而只是在歐洲發(fā)展起來，這成為一個核心的編史學問題（“科學革命問題”）。6)，  雖然非世襲的儒家國家的“官僚封建主義”非常有利于在前文藝復興水平的自然科學的成長，但它最終阻礙了向近代類型科學的轉(zhuǎn)變。,3，李約瑟的研究（SSC）中的假定（席文的總結(jié)）,7)，  可以在早期道家著作中發(fā)現(xiàn)的態(tài)度，鼓勵了對自然的無功利的經(jīng)驗觀察，所以在各個歷史階段，“道家”在很大程度上對科學和技術

8、的發(fā)展起作用。這種情況延續(xù)下來，即使社會經(jīng)濟體制“抑制了自然科學的萌芽”，把道家原始的科學實驗轉(zhuǎn)變?yōu)樗忝袜l(xiāng)村巫術。8)， 在權(quán)衡對科學革命問題有影響的眾多因素時，外部因素占更大權(quán)重，對中國與西歐之間社會和經(jīng)濟模式之差別的分析，將最終說明—就任何可能對之帶來的新見解而言—中國科學在早期的突出地位，以及后來近代科學僅在歐洲的興起。,4.李約瑟的科學概念與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李約瑟認為： 在今天至關重要的，

9、是世界應該承認17世紀的歐洲并沒有產(chǎn)生在本質(zhì)上是‘歐洲的’或者“近代的”科學，而是產(chǎn)生了普適有效的世界科學，也就是說，相對于古代和中世紀科學的“近代”科學。 關于中國的“遺產(chǎn)”，我們必須考慮到三種不同的價值。一種是有直接有助于對伽利略式的突破產(chǎn)生影響的價值，一種是后來匯合到近代科學之中的價值，最后一種但絕非不重要的價值，是沒有可追溯的影響，但卻使得中國的科學和技術與歐洲的科學和技術相比同樣值得研究和贊美的價值。,

10、5. 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取向：參照標準與優(yōu)先權(quán)問題,“李約瑟問題”的經(jīng)典表述： ……為什么現(xiàn)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發(fā)展起來？……為什么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5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應用人類關于自然的知識于人類的實際需求方面比西方面文明要有效得多？ 《大滴定》,5. 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取向：參照標準與優(yōu)先權(quán)問題,在“李約瑟問題”的第二個，

11、或者說第二部分的表述中，首先，潛在地預設了歐洲或者說西方作為一個參照物，其次，在這種預設的參照物的對比下，更加關心發(fā)現(xiàn)的優(yōu)先權(quán)問題。 Morris F. Low：在李約瑟的方案中，地方土生土長的知識的重要性，是傾向于以其在多大程度上對現(xiàn)在我們所稱的科學的形成有貢獻來衡量的。,5. 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取向：參照標準與優(yōu)先權(quán)問題,比較：韓國科學史家的反思 關于韓國科學史的較早期工作的最突出的特征，就

12、是其對韓國科學成就的創(chuàng)造性和原創(chuàng)性的強調(diào)。突出了韓國科學的這些特征的論題被研究，而其它的論題則被忽略。這種強調(diào)，是對日本殖民時間的殖民主義編史學的自然反應?！@種傾向在科學史中持久……它過分強調(diào)技術與人造物，而不是觀念與建制，因為前者傾向于表明韓國成就的創(chuàng)造性的獨創(chuàng)性，以及它們比其它國家的優(yōu)先和優(yōu)越。 ---

13、- 金永植,6. 在李約瑟之后,1）各家的 反思,6. 在李約瑟之后,白馥蘭在李約瑟逝世時所寫的短文中所指出：  現(xiàn)在，李約瑟的計劃處于一種悖論的境地。后現(xiàn)代對西方至上的元敘述的批判，從對思想的內(nèi)史論研究到向社會和文化的解釋的轉(zhuǎn)向，以及對實踐的強調(diào)，這一切，都（至少在理論上）給非西方世界在主流科學史中帶來了合法的空間。然而，這種修正主義的硬幣的另一面，是作為來自作為普適的知識形式的“科學

14、”這一概念被提出異議。,6. 在李約瑟之后,Simon Shaffer在一篇面向公眾講述20世紀有多種不同說法的科學定義的文章中，曾這樣介紹科學的概念：  用綱要性的術語來說，科學可以被看作統(tǒng)一的或形形色色的，可以被看作是在人類的能力中共同具有的世俗的方面，或是罕見的、與眾不同的活動，可以被看作是非個人的現(xiàn)代化的力量，或是人類勞動和社會群體的技能形式。在這些看法中，一種突出的看法斷言說，各種科學都具有關于日常生活實踐的

15、常識。關于科學態(tài)度，也沒有什么特殊之處；科學提出的問題，是那些向所有的人表現(xiàn)出來的問題。人們爭辯說，在使其成功的過程中，科學家只不過是以一種與其同伴相類似的方式來觀察、計算和提出理論，只不過偶爾地更加細心。,6. 在李約瑟之后,有人在論述社會建構(gòu)論的科學教育觀時指出：  長久以來，教育者把科學或是看作憑其自身的資格而成為的一種文化，或者是超越文化的。更近一段時間以來，許多教育者都開始把科學看作是文化的若干方

16、面中的一個。在這種觀點中，談論西方科學是合適的，因為西方是近代科學的歷史家園，講近代是在一種假說-演繹的、實驗的研究科學的方法的意義上。……如果“科學”來指通過簡單的觀察來對自然的因果研究，那么，當然所有時代的所有文化都有其科學。然而，有恰當?shù)睦碛蓪⑦@種對科學的看法與近代科學區(qū)分開來。,6. 在李約瑟之后,白馥蘭指出： 在李約瑟的計劃中的目的論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問題。首先，接受一種知識譜系的革命模式，其各分支對

17、應于近代科學的各學科，這可以讓李約瑟辨識出近代科學與技術的中國祖先或者說先驅(qū)，但代價卻是使其脫離了他們的文化和歷史與境。……這種對“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新”的強調(diào)，是以一種很可能會歪曲對這個時期的技能和知識的更廣泛與境的理解的方式。它把注意力從其它一些現(xiàn)在看來似乎是沒有出路的、非理性的、不那么有效的或在智力上不那么激動人心的要素中引開，而這些東西在當時卻可能是更為重要、傳播更廣或有影響力的。,6. 在李約瑟之后,白馥蘭指出：

18、 其次，在把科學革命和工業(yè)革命作為人類進步的一種自然結(jié)果的情況下，使得我們在判斷所有技能與知識的歷史系統(tǒng)時，是使用了從這種特殊的歐洲經(jīng)驗中導出的判據(jù)。資本主義的興起，近代科學的誕生，以及工業(yè)革命，在我們的思想中是如此緊密地纏繞在一起，我們發(fā)現(xiàn)很難把技術和科學分開，很難想像在工程的復雜精致、規(guī)模經(jīng)濟或增加產(chǎn)出之外強調(diào)其它判據(jù)的技術發(fā)展軌跡。于是，從這條窄路的任何偏離都必須被用失敗，用受制停滯的歷史來解釋。,6. 在李約瑟之后,埃岑加（An

19、at Elzinga）: ……“李約瑟難題”以及它所依賴的進化論和剩余唯科學論的基礎已是昭然若揭。,6. 在李約瑟之后,詹嘉玲： 許多研究傳統(tǒng)中國科學的西方科學史家批評了李約瑟陳述他的核心問題的方式。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研究進路，關心對于思維模式的更深入的理解勝于關心補充中國對當今科學知識之貢獻的清單的補充。在這一領域中，目前被認為是最為創(chuàng)新的研究，集中于關注在中國的科學傳統(tǒng)中發(fā)現(xiàn)了什么，而不是缺失了什么。

20、,6. 在李約瑟之后,白馥蘭： 自相矛盾的是，科學技術史家們能夠繼續(xù)忽視在其它社會中發(fā)生的事情，恰恰是因為像李約瑟這樣的學者們的先驅(qū)性的工作，因為他們就中國，或印度，或伊斯蘭而提出的那些要予以回答的問題，是用宏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所確立的術語來框定的……在技術史學科內(nèi)，在歐洲與中國或其它非西方社會之間的差別，不是被當作一種恢復帶有不同目標和價值的知識與力量的其它文化的挑戰(zhàn)，而只是作為對西方才真正是能動的并

21、因而值得研究的觀點的證明。,6. 在李約瑟之后,由席文負責編輯整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6卷“生物學與生物技術”第6分冊“醫(yī)學”在李約瑟去世后于2000年的出版，可以說是對于李約瑟的研究范式的超越的某種代表。 此卷的序言尤其重要。,一個很有象征意義的事件：,6. 在李約瑟之后,特殊地，針對“考證”的研究方法，席文在此卷的序言中指出： 仍然還有大量類似的工作需要專家去做文本研究（考證）。問題是，對于世界其它

22、地方（甚至非洲）的醫(yī)學的研究，不再依賴于這種狹隘的方法論基礎。隨著從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研究和其它學科采用的新的分析方法的結(jié)果，其范圍在迅速地改變著。對這種更廣泛的視野的無知，使東亞的歷史孤立起來，并使得它對醫(yī)學史的影響比它應該有的影響要小得多。,7. 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與人類學,1）席文的觀點“跨越邊界”：科學史與科學實踐的邊界科學史與歷史和哲學的邊界科學史與社會科學，主要是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邊界,7. 中國科學技術

23、史研究與人類學,2）一個研究實例 白馥蘭：A.對“技術”概念的分析B.家居建筑：“生活的機器”（machines for living）,8.理論基礎：后殖民主義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作為一種帶有鮮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學術思潮和多種文化政治理論和批評方法的集合性話語，后殖民主義為中國科學史及其他非主流科學的歷史提供了理論基礎。它強調(diào)了多元文化中的不同類型的“科學”（地方性知識）的合法性與意義。,8.理論基礎：后殖民主義與中國

24、科學技術史研究,后殖民主義的研究立場在多元文化的意義上，把“科學”的概念進行泛化，將各種“地方性知識”包容進來。后者的觀念對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來說，有很大的價值。而且，在這種背景中， “中國古代有無科學”和“李約瑟難題”這兩個問題也得到消解。后殖民主義所改變的，實際上是人們的科學觀的問題。,9. 簡要的小結(jié),1)，  李約瑟對中國科學史的研究的重大貢獻與意義，主要在于他通過對中國科學史多方面多學科的系統(tǒng)考察，最先使西方人在某

25、種程度上改變了對中國科學史的態(tài)度，為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在科學史界奠定了基礎，也為到他完成其撰寫的著作時為止的相關文獻做了系統(tǒng)的整理與總結(jié)。,9. 簡要的小結(jié),2），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是以解決其提出的“李約瑟問題”為主要動力與目標的。其基礎性的科學概念，是一種與“西方近代科學”有別的、有機的、普適的世界性科學，他認為中國古代科學的發(fā)展將匯流到這種科學之中。這種普適的科學的概念以及中國古代的成就與其之間的關系，使得中國古代

26、科學史的研究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9. 簡要的小結(jié),3），  在李約瑟的研究中，在相當?shù)某潭壬先允且晕鞣浇茖W的成就作為潛在的參照標準，在這方面，依然有某種輝格式歷史的傾向。,9. 簡要的小結(jié),4），  基于李約瑟的前提概念與假定，在其工作中，展示中國古代科學發(fā)現(xiàn)的優(yōu)先權(quán)問題是一項重要的內(nèi)容。與之相關，或者間接相關地，在早期其它西方學者以及更多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科學史的研究，或更一般地講，在許多非西方科學史的研究的

27、早期，都有類似的對優(yōu)先權(quán)之發(fā)現(xiàn)的極度關注，聯(lián)帶地，考證的方法突出地得到重視。,9. 簡要的小結(jié),5），  隨著國際科學史學科的發(fā)展，以及當代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的發(fā)展，李約瑟的科學概念、參照標準以及對中國發(fā)現(xiàn)之優(yōu)先權(quán)的注意和強調(diào)，已經(jīng)是一些可以討論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將為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帶來變化。以科學的概念為例，現(xiàn)在持李約瑟的那種普適的科學的概念的科學史家人數(shù)很少，但在與西方近代科學相明確區(qū)分的前提下，在更關注觀

28、念、建制、文化等關聯(lián)時，對非西方科學（甚至于對某些西方科學）的歷史研究中，科學的概念的泛化已是一種現(xiàn)實，并為眾多科學史家所接受.,9. 簡要的小結(jié),6，雖然“李約瑟問題”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發(fā)展起到過重要的、無可否認的促進作用，帶來了學術的繁榮，但基于新的對李約瑟的前提假定的看法與立場的變化，“李約瑟問題”變得不再是一部分西方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學者所首位關注的核心問題。,9. 簡要的小結(jié),7，  隨著對中國科學編史學的研究的發(fā)展，

29、在國際科學史學科發(fā)展的大背景和總趨勢下，除了基本觀念和指導思想之外，相應地在研究方法上，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中也表現(xiàn)出變化。在諸多的變化中，與社會建構(gòu)論有某種相關的將人類學方法引入科學史，是值得注意的發(fā)展之一，與之相關的一些具體研究成果是非常有新意義和有啟發(fā)性的。,9. 簡要的小結(jié),8），  中國科學史的編史學研究，對于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這里只是非常初步的探討，在未來，還需要更多相關的、更加詳細與系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