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的形而上學：西方超驗型公共理性傳統(tǒng)及其變遷研究——主要基于哲學王VS彌賽亞的高度.pdf

1、本文以“廣義形而上學”作為基本視角，以“超驗型公共理性”作為核心概念，以對“圣經基督教”(即基督教《圣經》，并非“教會基督教”)作為“一種特殊形而上學”的深入淺出理解為基礎或前提，從新闡釋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史。
　　 本文提出闡釋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史、政治理論史、政治學說史)的新范式——“廣義形而上學光照—世俗化反射范式”(簡稱“形上光照—形下反射范式”，最簡稱“光照—反射范式”)，并據以對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史

2、、政治理論史、政治學說史)上一以貫之的“超驗型公共理性傳統(tǒng)”歷史變遷及內在規(guī)律進行了梳理和揭示。
　　 為進一步說明該特性，文章將中西方古典文明在公共理性傳統(tǒng)方面進行了比較，并從類型學上分別概括為“群中龍”型公共理性傳統(tǒng)與“超世神”型公共理性傳統(tǒng)。這兩種政治思維模式或傳統(tǒng)文明類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和西方走向現(xiàn)代文明的進程或步伐。
　　 而在西方“超世神”型公共理性傳統(tǒng)(即超驗型公共理性傳統(tǒng)或形而上學傳統(tǒng))在西方政治思想史(

3、政治哲學史、政治理論史、政治學說史)的歷史變遷中，古希臘理性形而上學所提供的科學理性(思辯哲學意義上的“上帝”)與圣經基督教神性形而上學所提供的價值理性(宗教神學意義上的“上帝”)具有始基性、本原性、源泉性地位；中世紀政治哲學和近現(xiàn)代乃至當代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體系都只不過是對這兩種理性或“上帝”的地位進行不同權重后的變通運用(并考慮其他可變性歷史因素及滲入思想家個體因素)，而不具有本根性的學理地位。至于被認為“更新了信仰”、“重

4、塑了世界”的近代路德宗教改革以及加爾文宗教改革也只不過是回到《圣經》邏輯中并盡量適合時代發(fā)展要求而已。
　　 雖然許多學者認為近代政治哲學是對古典政治哲學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曾經贊譽啟蒙思想家的偉大，但在本文看來這種革命性或偉大可能并不是很大，充其量是在文明內部的微調，其從神(神性、神權、神道)到人(人性、人權、人道)的轉換和所設計的政治制度模式實際上早已為基督教《圣經》所內在地包蘊著。中世紀奧古斯丁、阿奎那已經為他們做

5、出了為理性預留位置的典范，宗教改革家“回歸圣經”所建立的新教更為啟蒙思想家開辟了道路，啟蒙思想家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了。所以，伯爾曼甚至認為近代的主義、精神是源于基督教的世俗宗教。
　　 而真正對古典政治哲學實現(xiàn)偉大革命者惟有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其對形而上學(在理論意義或哲學學科意義上的形而上學和思維方式方法意義上的形而上學)實現(xiàn)了雙重的否定之否定的革命，但在價值理性方面無論是近代以來的啟蒙思想家政治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

6、學實際上都內在地繼承了基督教《圣經》所強調的政治價值理念。只是世人對圣經啟示所能提供的廣闊解釋空間及其隱喻內涵不夠重視，往往教條地片面地從字面來理解，并過分地突出自己的創(chuàng)見地位。真正的、本源的創(chuàng)新是由文明宗師在“軸心時代”對原創(chuàng)型文明類型的創(chuàng)新。所以，本文絕對不贊同政治理論史家列奧·斯特勞斯“偏見”基督教而偏重古希臘哲學的政治哲學解說模式或政治哲學史譜系，而相對贊同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低調”啟蒙哲學家理性觀的解說模式(所謂“理性時代”

7、遠非理性，啟蒙哲學家不過是以新的材料重建另一座中世紀奧古斯丁式“天城”而已)。
　　 在本文看來，形而上學和基督教邏輯本身就是超級版(超驗版)政治學思維、政治哲學思維；充分利用古希臘理性形而上學資源的《圣經》或日“圣經基督教”(并非“教會基督教”)所提供的“萬王之王”、“上帝天國型政治哲學”意象或啟示作為道德理性或價值理念，事實上從深層引領或啟發(fā)著后來政治哲學史思想家們創(chuàng)立一個個不同版本的“形而上學政治學”、“人間世俗型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