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期文學理論言說者的身份認同.pdf

1、如果對中國的文學理論話語進行細心的爬梳與考察，便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現(xiàn)象：它們從來都與言說者的身份認同密切相關，而不僅僅是純粹知識話語層面的問題。那么，新時期文學理論的言說者是誰，他們以何種方式在言說，他們?yōu)槭裁匆@樣言說?他們的言說是自覺自愿自律的，還是被權力、資本、媒介等所操控?本文嘗試從政治、經濟、媒介、文化四個維度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理論言說者的身份認同問題進行多元闡釋。全文共分六章。 緒論部分首先對選題的由來及意義進行了說明，

2、然后對本選題的相關研究現(xiàn)狀進行了綜述與評析，最后對本文的基本思路做了陳述。在緒論中從四個維度對身份認同關鍵詞進行了解讀，同時指出，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的身份認同，都是一個多元化的建構過程，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來對新時期文論言說者進行闡釋，可以為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一種新的入思視角，提升和拓寬對文學理論研究的深度及廣度，促進文藝學學科的發(fā)展。 第一章論述了新時期文論言說者的身份內涵及其建構歷程。新時期文論言說者的主體是人文知識分子，就其基本

3、內涵而言，知識分子是具有社會責任意識和社會批判精神的人，而人文知識分子更富有人文精神，更注重人文價值的實現(xiàn)，強調以人文關懷的方式介入現(xiàn)實社會。從其演變的角度來看，新時期文論言說者的身份認同發(fā)展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主體的覺醒階段、90年代走向邊緣和分化的精英主體消解階段和21世紀走向公民主體的新建構階段。80年代的啟蒙知識分子，延續(xù)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立法者”與“啟蒙者”的認同模式，為國家的改革實踐提供了意識形態(tài)的基礎，

4、同時他們也對中國現(xiàn)代化道路的復雜性缺乏必要的心理準備，所以，隨著90年代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科技知識分子開始取代人文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的中心，世俗化浪潮的涌起使人文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其啟蒙者身份遭到放逐，精英主體意識開始消解，人文知識分子開始急劇的分化和邊緣化。經過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起大落，文論言說者們開始改變啟蒙精英式的身份認同，從立法者走向闡釋者，從精英主體走向公民主體。 第二章論述了政治語境下新時期文論言說者的身份認

5、同。改革開放初期，啟蒙知識分子以代言者和立言者的身份，為新時期初的改革開放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和余毒，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政治氛圍，體現(xiàn)出啟蒙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合作和合謀的一面。新啟蒙文論話語中關于人性、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的討論，既有反對和批判文革極“左”政治思想，與改革開放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吻合的一面，也有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產生齟齬，被權威政治話語拒斥的一面，表現(xiàn)出文論家與政治權力話語的復雜關系。但是從總體上看，新啟蒙文論言說者代

6、言與立言式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們自己所決定的，而是當時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所賦予的。與此同時，新時期文論的“主體性文論”熱、“審美反映論”熱，文學研究向內轉等一系列事件，也正是言說者力圖與政治文論分道揚鑣，確立文學研究的自主性，重建學術話語權，從而確立自主身份而做的一種煞費苦心的努力。其實，文學與政治之間本身就有無法擺脫的緊密關聯(lián)，二者之間保持適當?shù)膹埩τ兄谖膶W與政治的和諧發(fā)展，所以，文論言說者既要避免“政治狂熱癥”，也要防止“政治

7、冷淡癥”，應該以知識公民的姿態(tài)和理性的方式介入和審視政治，使文學與政治共同發(fā)展。第三章論述了市場經濟語境下新時期文論言說者的身份認同。隨著90年代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市場經濟和消費社會的到來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在此境況下，文學空間既有發(fā)展也有變異，大眾文化興起，精英文化衰落，人文知識分子開始世俗化轉向，文化資本的變遷使話語權逐漸旁落到科技知識分子手上。市場經濟語境下文論言說者的價值認同主要有兩種傾向：自由主義傾向者注重個人權力與自由，新

8、左派傾向者關注平等與公正。文論家對消費社會的來臨也反應不一：有的以批判者的身份，對消費社會所具有的商業(yè)化、媚俗化、欲望化等現(xiàn)象進行批判，有的學者還對西方消費文化暗含的文化侵略傾向表示了擔憂，也有學者以闡釋者的身份對消費社會和消費文化的到來給予了肯定。無論采取何種立場，文論言說者在消費時代的身份建構，都需有語境意識和人文價值取向。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物質極端豐裕的消費社會不同，中國消費社會呈現(xiàn)出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雜糅混合的復雜狀態(tài)，資源短缺和

9、貧富分化的加劇也進一步提醒文學理論家們在構建自己的身份立場時要有足夠的理性和社會責任感。市場經濟和消費時代的來臨使文論言說者逐漸邊緣化，他們正在打破傳統(tǒng)的精英認同模式，走向多元化的身份認同。市場經濟不是完美無缺的制度，社會發(fā)展的路徑也不僅僅由經濟生活決定，文論言說者應該以富有人文關懷的價值取向，利用自己的知識，用獨立和批判的眼光來關心社會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這或許是文論言說者實現(xiàn)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獲得社會和民眾關注的一條可行之途。

10、 第四章論述了媒介語境下新時期文論言說者的身份認同。本章首先對幾種具有代表性的媒介理論進行了解讀，在當今這個媒介時代，文學話語的圖像轉向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促成了文學場的裂變，重建媒介時代的文學場，應該將文學場視為一個以媒介為中心的開放場域，文學研究向媒介傾斜，不是要將文學研究化解在媒介研究之中，而是要研究媒介發(fā)展和變化對文學造成的影響和后果，以便更好的為文學發(fā)展服務。媒介在現(xiàn)代社會中已經成為強勢話語并構成了“話語霸權”，媒介

11、異化的現(xiàn)象時有出現(xiàn)。媒介知識分子是媒介時代知識分子適應時代、主動同媒介相結合的產物，他們積極介入傳媒，拓寬了自己的活動空間，獲得了更大的自由，但是媒介擁有的“話語霸權”極有可能將知識分子最寶貴的批判精神和獨立意識侵吞掉，所以，文論言說者在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時，一方面不應該拒斥媒介，要從媒介的角度來對自己的身份建構作一番清理和反思，力爭用好媒介這個平臺讓自己的真知灼見為社會服務；另一方面又要謹防被媒介所操控，不要喪失自己理性、獨立的思考和

12、批判。第五章論述了新時期文論言說者的文化認同危機及其解決策略。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化場域中一元化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開始破裂，大眾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構成文化的主體，這三種文化雖然各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是也面臨著身份危機：大眾文化有數(shù)量缺質量，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在大眾的接受和認可度上都比較欠缺。隨著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和碰撞也隨之不斷產生，文化認同危機凸顯。一方面，全球化和現(xiàn)代信息革命的快速發(fā)展切實推動了文化認同的同質化，

13、美國因為強大的國力優(yōu)勢而擁有文化霸權，對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進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促進了文化的多元化和異質化，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和融合使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性非但沒有消失，反而得到加強，產生了文化認同中同質化與異質化的悖論。文化認同危機也引發(fā)了文學理論言說者的文化身份焦慮，其中比較突出的表現(xiàn)是中國文論“失語”說和后殖民主義文論的盛行，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每個文學理論研究者都面臨著如何建構自己文化身份的

14、問題，文論言說者可以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之間相互對話、溝通、融合，以一種和而不同的方式建構多元的文化認同，同時也要警惕“文化政治化”和原教旨主義的極端文化。 結論：部分從言說者的多元身份認同出發(fā)對新時期文論的發(fā)展方向進行了總結，認為新時期文學理論發(fā)展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從事文學理論研究也并非沒有出路。一方面，隨著中國社會發(fā)展重心的轉移和政治生活由斗爭向民主轉移，文學理論已經被邊緣化，文論言說者傳統(tǒng)的立法者和啟蒙者

15、的身份認同遭到嚴峻挑戰(zhàn)，與民眾脫離的精英情結也使文學理論言說者陷入困境，同時文學理論與實踐相脫離，這些都使中國當代文論發(fā)展陷入到困境之中。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為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契機，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和發(fā)展也為文論言說者提供了更加自由和廣闊的發(fā)展空間，這實際上是中國文學理論發(fā)展的一個大好時機。多元化的社會決定了人文知識分子多元化的身份認同，文論言說者改變依附性的傳統(tǒng)身份認同，弱化與民眾脫離的精英情結，扎根中國的現(xiàn)實，一

16、切從實際出發(fā)，以開放、包容、獨立、對話、批判的姿態(tài)不斷反思和進取，這或許才是文學理論言說者比較現(xiàn)實可行的身份建構之途，文學理論也才能真正獲得發(fā)展的動力和源泉。本文主要運用了語境分析，關鍵詞解析和歷史研究這三種研究方法，通過語境分析，力圖勾勒出在政治、經濟、媒介、文化等不同語境中文論言說者身份認同的不同面貌；通過關鍵詞解析，對本文所涉及的關鍵概念如身份認同、知識分子、人文知識分子、媒介權力、文化資本等作了解讀；通過歷史研究的方法，本文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