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尼《花木蘭》中的霸權重述.pdf

1、1998年迪斯尼動畫片《花木蘭》的上映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好萊塢對東方題材的挖掘和對東方文化的改編引起了東方學者的廣泛關注。一方面，借助迪斯尼電影成熟的商業(yè)文化運作模式，《花木蘭》這個古老的中國故事被成功地改編成了一個現代故事，木蘭被鮮活地呈現給了世界觀眾，另一方面中國觀眾在欣賞著迪斯尼呈現的木蘭故事的同時，卻更多地在質疑，好萊塢是一個文化工廠而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們挖掘新題材的沖動更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自己對利潤的追求和攝取，并

2、不是在從事文化保護計劃，他們對東方文化題材的處理到底會對東方文化以及東方文化的全球傳播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呢? 當前對迪斯尼改編電影的研究已非少數，學者們研究文本，研究角度，研究方法雖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對改編后劇本中的“他者”呈現(representation of“Otherness”)的研究。學者們一致認為，好萊塢流水線生產出來的“東方”是“他者”的形象。后結構主義者認為，每一個故事的講述都是在不知不覺中鞏固或構建“說話人的話

3、語權”。在以美國為中心構建的話語中，“自我”和“他者”處在對立的態(tài)勢之中，“自我”(美國文化即價值觀)是中心，主流和統治者；而其他民族都是“自我”的對立面，即邊緣，非主流和被支配的一方。有學者指出，迪斯尼電影正是通過改編別人的故事，體現了自己的權力意識。迪斯尼電影中“他者身份”的再現實際是后殖民時期霸權主義運動的體現。 文化研究理論為當前文化交流中出現的復雜的文化文本和文化現象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工具。本文借助文化研究的批評方法

4、和研究成果，結合傳統的“形式一內容”的文本分析范式，借助結構主義對西部片所反映的西方社會的細致解構，以及女性主義電影理論這兩大分析方法，對迪斯尼《花木蘭》劇本進行了細致的文本分析，指出迪斯尼對中國傳統故事的改編不能簡單地概括為一個將中國文化概括為他者的過程。通過對迪斯尼《花木蘭》文本的故事結構，故事情節(jié)和表達的價值觀念的分析，可以看出迪斯尼《花木蘭》一方面不再是中國“花木蘭”故事的簡單重述，而是融入了西方文化的重述，另一方面卻又處處顯示

5、出對中國文化元素的理解，表現具有中國文化底韻的故事。由此看來，迪斯尼在無意識地表述當前全球文化交流中“多元文化共生”以及“優(yōu)化選擇”的趨勢。 對電影的結構主義的解讀，威廉·賴特(William Wright)的《六把槍與社會：西部片結構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本，他套用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敘事概念來分析西部類型電影，以非固定的排列順序把西部片的功能序列表列出來，最后總結出西部電影乃西方社會的反應，它有一個建立在二元對立基礎

6、上的固有的結構模式，這一模式成了西部電影構建美國英雄的套路，從而成為西方構建文化領導權的一個工具。迪斯尼《花木蘭》在原有的木蘭故事的基本情節(jié)上，通過功能情節(jié)(functions)的設計，使木蘭的故事由原來的“封建忠孝故事”變成了“女性實現自我價值”的故事，并且通過對“男性/女性”之間的關系，揭示了男女互助實現個人價值的主題，從而走出了西部電影構建美國英雄的固有模式，這一主題的改變一方面使得木蘭的故事更具現代性，容易被更多的觀眾理解和接受

7、，另一方面，也脫離了西方傳統結構的束縛，不再單純是“西方神話”的一個翻版，而是不同文化文本服務于同一個主題的一次成功的體驗，即通過吸納他國文化中的精華，維持好萊塢在文化領域的領先地位，與此同時，迪斯尼也將他國文化傳達給世界觀眾。從內容上看，迪斯尼《花木蘭》將封建社會“替父從軍”的故事改編成了一個女性“自我實現”的故事，通過對木蘭故事的改編，迪斯尼顛覆了傳統的“王子吻醒沉睡的公主”的故事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公主拯救王子”的故事，女性不再是

8、男權社會的“他者”。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通過對西方電影的分析，指出“男性凝視”是西方電影固有的模式，而迪斯尼《花木蘭》則顛覆了這個模式，第一次讓一個女性完全進入男性世界，從而展示了“女性凝視”，而這樣的凝視展示的是一個男女共同被塑造成為優(yōu)秀戰(zhàn)士的過程，最大程度上挑戰(zhàn)了男權社會原有的身份政治，反應了性別身份的可塑性。而“王子”李響以及代表權威的木須則成了木蘭的同盟軍和木蘭成功的見證人。由此，迪斯尼《花木蘭》顛覆了傳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