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我國歷史上影響人口的文化因素

1、<p>　　淺論我國歷史上影響人口的文化因素</p><p>　　摘要：探討影響我國傳統(tǒng)社會人口的因素，應該在思想方法上排除以農耕經濟為根源的先人之見以及將災荒、戰(zhàn)爭等偶發(fā)因素視為主要驅動力的觀念，應該努力從文化中去追尋原委。由古代“家國一體”的社會組織形態(tài)引發(fā)的同姓不婚、早婚早育的婚姻制度、長子繼承制和養(yǎng)兒防老的觀念等等促進了我國歷史上人口的繁衍；國家的賦稅制度與溺女嬰的習俗則是傳統(tǒng)社會有力的人口調節(jié)

2、器。雖然因社會的更革，舊因素逐漸削弱，新因素不斷產生，但傳統(tǒng)生育觀念仍頑強地發(fā)揮著作用，處理好人口與社會承載能力的關系，還應從調節(jié)社會文化結構入手。 </p><p>　　關鍵詞：人口；文化因素；文化結構 </p><p>　　作者簡介：常金倉，男，山西原平人，歷史學博士，遼寧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p><p>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

3、查公報，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國總人口數已近13億，而且在這個基數上每年凈增約1000萬，當時的世界人口約60億，平均每4.6人中就有一個中國人，這是一個驚人的現(xiàn)象。中國的人口優(yōu)勢并不是在18世紀以后才形成的，美國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根據金斯利·戴維斯等人的測算，他在《文化的起源》里說：“從國家首次出現(xiàn)到基督教開啟的四千年中，世界人口從8700萬上升到22500萬，新人口的總數中近五分之四的人在羅馬帝國、中國漢朝

4、和印度古普塔帝國的疆域中生活。”據歷代官修史書記載，18世紀以前我國古代人口最盛時達到6000余萬，其間在長期戰(zhàn)亂之后，人口有時損耗到1000余萬，但經過幾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很快就恢復到了戰(zhàn)前的水平。由于戶口隱匿、虛報和人口流亡、疆域變動，這些數字的可靠性在立志復原人口數量的人口史學家那里曾產生過極大的懷疑，但是如果由此說中國在世界上長期保持了人口大國的地位，應該是沒有爭議的。如何理解如此旺盛的生殖力?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人口史研究中影

5、響人口的很多因素已被揭示了出來，其中自然因素如人口自然增長率、水旱蝗災、瘟疫疾病，社會因素如物質生產</p><p>　　一、人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p><p>　　關于人口增長的決定因素至今最流行的解釋是生產力理論，如楊寬談到戰(zhàn)國人口狀況時說：“由于生產力的提高，生產的發(fā)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漸增加。”路遇、滕澤之也說“戰(zhàn)國時期鐵器和牛耕被應用于農業(yè)生產，生產力有了較

6、大提高，促進了人口的發(fā)展?！蓖跤裾f：“戰(zhàn)國時期完成了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由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上升，出現(xiàn)了中國人口發(fā)展史上的第一次飛躍，人口增至二千萬?！背诌@種歷史觀的學者似乎認為只有在社會準備好充足的生活資料時，新增長人口才能降生。人口與生產力孰為因，孰為果也許并不如此簡單，更為常見的是當社會財富應付不了人口壓力時，開辟新的生產力才成為必要。在地廣人稀的條件下，解決人口過剩的辦法首先是遷徙。馬克思曾說：“部落人口的增長使他

7、們彼此削減生產所必需的地盤，因此過剩人口就不得不進行那種為古代和現(xiàn)代歐洲各民族形成奠定基礎的、充滿危險的大遷徙?！彼恼摂嗍怯袣v史依據的，馬基雅維里《佛羅倫薩史》開篇寫道：“居住在萊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帶地方的居民，由于那個地區(qū)既富饒又有利健康，從而繁殖很快，常常因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遷離鄉(xiāng)土到別處尋求居住之地。每當一個地區(qū)不得不解除</p><p>　　另一種流行的思想認為農業(yè)經濟天然具有刺激人口無限制膨脹的

8、作用。例如今年有一篇文章說：“人口一旦與土地結成關系，就形成自然法則，具有以下特點：第一，人口的無節(jié)制增加。農業(yè)人口總無計劃可言，而以‘不可逆’的方式無限制增長。農業(yè)勞動的集約性、季節(jié)性與單純性，刺激了對人口的無節(jié)制需求，‘養(yǎng)兒防老’、‘多子多?！?、‘傳宗接代’思想傳統(tǒng)，又成為人口增加的觀念原因?！绷硪黄恼抡f：“農業(yè)生產和小農式自然經濟的生活方式對勞動力尤其是對男勞動力的追求，便構成了我國農村婦女生育水平較高的根本原因?！鄙踔劣腥苏f：

9、“生育文化的形成有其客觀基礎，那就是小農經濟?！蔽覈鴼v史學界比較普遍地接受了一種簡單的經濟決定論，因而無論什么問題總想找出一個經濟原因來，這個先入之見很容易掩蓋其他因素的作用。其實在前工業(yè)時代的世界里，并非所有從事農耕的民族都想多生孩子，例如前面提到的南比克瓦拉人從事農耕和采集狩獵的混合經濟，他們把一年分成兩個時期，從10月到3月在潮濕的河谷中燒林整地，種植木薯、包谷、煙草、豆子、棉花、花生、葫蘆，3月以后是旱季，他們離開定居的村落，分

10、為幾個小群隊，四處流浪，尋找獵物。據報道：“南比克瓦拉人生的小孩</p><p>　　災荒、疾疫、戰(zhàn)爭也是經常被提到的影響人口的因素，這些因素的后果確實是不能低估的，從歷代人口即使是問題很大的統(tǒng)計數字中也可看出人口損耗的嚴重性。例如漢平帝元始二年(2)人口為5959萬，經過西漢末的農民戰(zhàn)爭，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才恢復到2100萬；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和軍閥混戰(zhàn)后情況更加慘烈，漢桓帝永壽二年(156)的人口是

11、5647萬，三國時魏、蜀、吳的人口加起來尚不足1000萬。不過我們也應知道這些因素在整個歷史上是偶發(fā)性的，它們突然引發(fā)了人口基數的大幅下降，有力影響了人口增長速率，但不會影響一個民族的生殖力，而人口問題的主要奧秘卻在這個生殖力上。況且人類在這些偶發(fā)事件上通常還采取一些積極措施努力減少人口的損失，“移民就谷”就是中外普遍使用過的應急措施?！睹献?#183;梁惠王》說：“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爾矣。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

12、，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這是中國的情況；希羅多德的《歷史》著作說，呂底亞人在阿杜斯統(tǒng)治時期發(fā)生了嚴重的饑饉，“最后，國王只得把全體呂底亞人分開，叫這兩部分人抽簽決定去留。而他將繼續(xù)統(tǒng)治抽</p><p>　　二、影響歷史人口的文化因素 </p><p>　　根據上述分析，在歷史上影響我國人口持續(xù)增長的因素并不是所謂生產力的發(fā)展、小農經濟

13、模式，災荒、疾病、戰(zhàn)爭也不是歷史的常態(tài)，中國人口問題的真正謎底應該在她的文化里。在文明時代，左右一個民族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最大力量莫過于政治干預，那么中國政治干預人口的政策出現(xiàn)于何時?有一篇文章說：“迄今為止所發(fā)現(xiàn)的考古及文獻資料表明：春秋戰(zhàn)國以前的中國人口發(fā)展，基本處在一種自生自滅的自然增殖狀態(tài)，人口再生產主要依賴自身的調節(jié)機制來運行，很少受到來自國家機器方面的干預或強制……春秋時代，諸侯爭霸，戰(zhàn)爭頻繁，人口資源對于政治軍事和經濟發(fā)

14、展的重要性逐漸為各國政治家所認識，利用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加速社會人口再生產過程，迅速增殖人口數量，遂勢在必行。春秋晚期越國實行的人口發(fā)展政策，標志著國家對人口再生產過程施加強力干預的機制開始形成?！睋覀兛磥?，這一判斷似乎太晚。在地曠人稀的時代，無論為了抗御自然還是為了獲得尊嚴，渴望人口繁衍增殖是大多數民族的心理狀態(tài)。美國人類學家羅維調查了烏鴉印第安人后說：“沒有再比對一位烏鴉人說‘你沒有親戚’更傷人的侮辱了，那意味著他是一個無關緊要的

15、人；相反，一位精力旺盛，被四十來位和他有</p><p>　　談到政治對人口的干預，我們普遍忽略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那就是最早的國家由以產生所選擇的途徑或方式。世界歷史上那些自然生成的國家，他們產生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什么樣的國家產生方式，就有相應的政治制度、政治觀念。夏、商的國家是由若干原始貴族家族組成的松散政治聯(lián)合體，正因為是家族的聯(lián)合體，所以在這個聯(lián)合體內的成員多稱為“氏”，如“有虞氏”、“夏后氏”、

16、“斟尋氏”、“斟灌氏”，這種政治權力結構用王國維的話說就是“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葉稱王；湯未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于天子，猶后世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边@樣的家族聯(lián)盟頗類今天的股份公司，持有最大股份者自然就是董事會的董事長，失去股份的股東便自動被開除出局。歷史上不少家族雖時有沉浮卻能歷虞、夏、商、周四代而不衰，如春秋時晉國六卿之一的范宣子說：“昔匄之

17、祖，在虞為豢龍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為范氏?！蓖瑫r也有不少家族</p><p>　　淪落下去，退出貴族行列，如《左傳·昭公三年》叔向說晉獻、晉文時代的老牌貴族“欒、郤、胥、原、狐、續(xù)、慶、伯”，那時已“降在皂隸”。家族的實力首先就是人丁興旺，其次才是財產、聲望。貴族家族在天子叫“王族”，在諸侯叫“公族”，人們把王族、公族喻為王室、公室的枝干，如《左傳·文公七

18、年》說宋昭公欲去群公子，樂豫便阻止說：“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又如昭公三年叔向與晏嬰論齊晉季世時說他的宗族原分十一族，今天惟有羊舌氏還能茍延殘喘，所以“公室將卑，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 </p><p>　　為了使家族長久立于不敗之地，古人創(chuàng)設了好多制度，與人口相關者首先應說到婚姻制度。三代貴族乃至整個古代歷史上的帝王將相都過著以一夫多妻為主導的多妻生活，只有這樣才能盡可能多

19、地繁育子孫。文獻上說天子要“備百姓”，諸侯則只能 “一娶九女”，娶妻數量在制度上的差距目的就是保證天子的家族在人口上對諸侯形成絕對優(yōu)勢。但是在多妻制下，妻妾爭寵、嫡庶爭位是難以避免的，于是他們又制定外婚制，周人叫“同姓不婚”。外婚制至少有兩個優(yōu)點：一是能通過聯(lián)姻擴大親屬圈子獲得其他家族的支持；二是避免因夫婦反目導致家族內部的自相殘殺。由于妻子是從外姓娶來的，夫婦不和只要把妻子遣返娘家就天下太平，我們只要看看齊桓公與陳媯的故事便可理解這個

20、道理。從表面上看外婚制似乎與人口增殖無關，但是考慮到它在防止家族從內部崩潰方面的作用時，它在人口上的意義就顯而易見了。早婚早育也是促進人口增殖的重要因素，它通過縮短相鄰兩代人的間隔，使新生人口提前出現(xiàn)在社會上。先秦時代一般人的法定成婚年齡為男20—30歲，女15—20歲，過此則算婚嫁失時。天子、諸侯12歲加冠，冠后即可娶妻。古人娶妻的目的似乎只為生子，《禮記·哀公問》論及婚姻意義時孔子說</p><p>

21、;　　繼承制也是影響人口的重要因素。對于一個大家族來說，他們所獲得的顯赫特權、巨額財富需要有人來繼承。商代中期之前這個問題似乎尚未得到妥善解決，頻繁的兄終弟及說明家長的每個兒子都有平等的繼承權，由此引發(fā)的權力爭奪，造成“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周人汲取了這個教訓，創(chuàng)立宗法制度，宗法制崇隆長子，退抑母弟，使長子成為前任家長活著的化身。他們通過許多禮儀強化宗子的特殊地位，如壟斷祭祀權，禮書上叫“支子不祭”；在服喪上，宗子為長子服斬衰三年，庶

22、子不得為長子三年，理由是他們的孩子“不繼祖也”；宗子生不出兒子，必須從支子中過繼一人續(xù)嗣，庶子無后則任其絕嗣；宗子雖年屆七秩喪妻必須續(xù)娶，庶子則無此必要。宗法制度之于家族，第一，可以控制爭權奪利的內耗(盡管殺嫡立庶時有發(fā)生)；第二，可以保證權力、財富不至于因為分散削弱家族實力；第三，它給中國文化輸入了“傳宗接代”觀念，這一觀念又與孝道倫理扭結在一起，成為每個人承負的家庭責任，如果沒有男孩，即使已經有了好幾個女兒，也非要生出一個男孩不行。

23、 </p><p>　　誠如不少學者所說養(yǎng)兒防老也是人口增長強大的推動力。中國不像世界上好戰(zhàn)的游牧民族那樣貴壯賤老，而是一個尊重老人的民族。國家大肆宣揚“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禮記·禮運》)他們之所以尊重老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社會養(yǎng)老的需要。在古代禮儀中有養(yǎng)老之禮，天子每年到大學舉行養(yǎng)老儀式，天子親自右袒割牲，“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禮記·

24、文王世子》)，賓主獻酬，然后賜幾杖，授安車。這一切都不過是由天子作示范造成一種社會輿論，“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白虎通義》)。國家在某些方面也制定一些養(yǎng)老措施，年70以上在飲食、用杖、朝儀、力役方面給予優(yōu)異待遇(《管子·人國》《禮記·王制》)，這些主要為貴族而設，至于庶民百姓，只知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減免兵役，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述晉楚彭城之戰(zhàn)，雍子下令軍中一家“二人役，歸一人”；《國語·吳語》說越欲攻

25、吳，越王勾踐命昆弟四五人在軍者“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信陵君矯命救趙，也令“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yǎng)”。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發(fā)現(xiàn)以后，秦漢養(yǎng)老制度在社會上的實施情況開始明朗起來。張家山</p><p>　　在上述因素刺激下，中國文明最先發(fā)達起來的中原地區(qū)也最先出現(xiàn)人口的相對過剩?！渡叹龝?#183;徠民》說三晉地區(qū)“土狹而民眾，其宅參居而并處……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奸務末作

26、以處， 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本褪钦f那地方兩三家人住在一個院子里，新生人口分不到土地，為了逃避賦稅勞役，很多人不申報戶口。他們沒有地種，只好靠經營小手工、小商業(yè)糊口度日。土地寬廣容易耕種的地方已容不下更多人口，他們只好向山谷沼澤挺進。蘇秦游說諸侯，看到魏國境內居民點“地名雖小，然而田舍盧廡之數，曾無所蒊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鞫鞫殷殷，若有三軍之眾?！?《史記·蘇秦列傳》)春秋文獻所記的居民點常出現(xiàn)“十室之邑”，而戰(zhàn)國文獻動

27、輒就是“萬家之都”，如《戰(zhàn)國策·趙三》趙奢曰：“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當時的人口出生率雖難以測算，但一些記載可以略見大概。《韓非子·五蠹》說：“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yǎng)薄。”《蘇秦列傳》說：“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不下三男子?！薄墩f苑·貴德》記齊平陵人自言“吾有子九人，家貧<

28、;/p><p>　　中國古代的制度和觀念并不都是助長人口的因素，賦稅尤其是戶口稅之輕重就常常是人口眾寡的調節(jié)器。在井田制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一夫百畝，取什一之稅，這時田稅與丁稅是合在一起的。據《漢書·食貨志》說李悝推行盡地力之教前，畝產糧食一般為1.5石，夫耕百畝，全年總產是150石。不同地區(qū)，畝產量略有波動，如《管子·治國》說：“常山之東，河汝之間……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背?/p>

29、稅15石，剩135石，按成人年食18石計，一家尚可養(yǎng)7.5人。這與戰(zhàn)國文獻的記載基本相符，《呂氏春秋·上農》：“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梢砸妫豢梢該p。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薄睹献?#183;萬章》：“上農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新生人口可以不斷從政府獲得土地，必然會維持較高的人口出生率。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除丁稅外又加田稅，稅率成為

30、2／10。新稅率可能很快就普及到各國，山東銀雀山漢簡《吳問》說晉六卿皆“五稅之”(1／5)，但他們把田畝分別從100到160到240步，對農民仍然是有利的，它并不影響人口出生率。但《商君書·徠民》說戰(zhàn)</p><p>　　溺女嬰習俗也是一項不可忽視的抑制人口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個民族的生育力取決于育齡婦女的人數。在父系社會里，男孩被看成家族的延續(xù)者，女孩則遲早是外姓之人；從經濟價值上說，男孩在十數年

31、后便是一個創(chuàng)造財富的勞動者，給女孩的投資卻沒有什么回報，因而至晚在戰(zhàn)國時就出現(xiàn)溺女嬰之風?！俄n非子·六反》：“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這一習俗流行于整個古代歷史，它造成的男曠女怨不僅降低人口出生率，也引發(fā)出其他社會問題。 </p><p>　　研究歷史目的是解決當前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問題。盤點上面揭示的文化因素，由于社會的變遷有些因素已經不存

32、在了，如大家族已被小家庭取代，養(yǎng)老措施已逐步制度化，溺嬰受到法律的禁止，人口稅已經成為歷史。一些新因素的出現(xiàn)對人口問題產生新影響，如兒童培養(yǎng)費用的大幅提高使人們無力多育子女；社會競爭的空前加劇，迫使人們不能把大量精力花費在子女身上。但是有些因素還以觀念形態(tài)頑強地保留至今，如養(yǎng)兒防老在廣大農村并未消失；據調查，農村中主要領導人被大姓壟斷還有相當普遍性；某些大都市的郊區(qū)一些經商致富的人因沒有子嗣雖富不受重視；為解決十幾億人的衣食問題，要參看

33、高凱《論中國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調問題》，《史學月刊》1998年第3期，《從人口性比例失調看漢初的人口政策》，《學術研究》2007年第9期；趙建群《清代溺女之風述論》，《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王春春《從人口調節(jié)看清代的溺女嬰和童養(yǎng)媳現(xiàn)象》，《法治與社會》2010年第5期。投入大批科研力量強化社會生產。這些都有待在調節(jié)社會文化結構中得到解決。 </p><p><b>　　[參

34、考文獻] </b></p><p>　　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p><p>　　王育民，關于中國歷史上的人口統(tǒng)計[J].上海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3). </p><p>　　楊寬，戰(zhàn)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p><p>　　路遇，滕澤之

35、，中國人口通史[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p><p>　　王育民，先秦時期人口芻議[J].上海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2). </p><p>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p><p>　　尼科洛·馬基雅維里，佛羅倫薩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

36、p><p>　　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 </p><p>　　常金倉，窮變通久——文化史學的理論與實踐[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p><p>　　[10]陳獨秀，馬爾薩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J].新青年，1920(4). </p><p>　　[11]

37、盛邦和，中國歷史運行與“人口——土地”[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0(2). </p><p>　　[12]梁中堂，本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癥結[J].晉陽學刊，1992(3). </p><p>　　[13]朱國宏傳統(tǒng)生育文化與中國人口控制[J].人口研究，1992(1). </p><p>　　[14]希羅多德，歷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

38、/p><p>　　[15]吳小強，從云夢秦簡看戰(zhàn)國秦代人口再生產類型[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2). </p><p>　　[16]羅伯特·羅維，烏鴉印第安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p><p>　　[17]王國維，觀堂集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p><p>　　[18]張家山二